《北齐书》的厄运与幸运

翻开中华书局点校本《北齐书》的目录，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在卷次下方注有一个“补”字的竟达三十三处，占全书五十卷的三分之二。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北齐书》所遭到的厄运的记录。

事情是这样的：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史学家李百药撰成《北齐书》五十卷。同时成书的，还有《梁书》、《陈书》、《周书》、《隋书》。这五部书，当时被人们称为“五代史”。但是，“五代史”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命运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以《北齐书》的散失最为严重。据清人考证，到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只剩下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别的史书和唐人史抄补成的。一部史书在流传过程中佚失了三分之二的原文，这不是一场厄运么！

然而，《北齐书》又毕竟是幸运的。这是因为，后人用以补成《北齐书》佚文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所撰《北史》中的北齐史部分。有趣的是，李延寿《北史》撰成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上距《北齐书》成书仅二十三年；其时《北齐书》尚属完璧，而《北史》的北齐史部分则多采自《北齐书》。由于《北史》在流传中没有遭到损失，故后人据《北史》以补《北齐书》，在文字上虽非尽属李百药原文，但在内容上则不失存其本相。唯其如此，我们今天读的《北齐书》，署为李百药所撰，应是毫无疑义的。这对于《北齐书》来说，实在是厄运中的幸运。

我们了解了《北齐书》这一段悲喜剧式的历史，对于它的材料的认识和研究，也就心中有数了。

《北齐书》含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其所记内容，大致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中经北魏分裂（534年）、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灭亡（577年），前后约五十余年史事，而以记北齐（550—577年）史事为主。仅从李百药的现存原文来看，它对北齐历史的记述，还是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实和见解。例如作者在《文宣纪》中充分肯定高洋前期的统治，说他“初践大位，留心政术，以法驭下，公道为先”，“至于军国几策，独决怀抱，规模宏远，有人君大略”等等。但是对高洋后期的统治则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说他“以功业自矜，遂留连耽湎，肆行淫暴”，有许多残忍、荒淫之举，且又“多所营缮，百役繁兴，举国骚扰，公私劳弊”，以致把国库弄得“空虚”了事，皇太后以下，都“愁惧危悚，计无所出”。这样的统治怎么能够维持下去呢！这对于后人了解高洋时期的北齐政治，甚至对于人们认识北齐终于被北周所灭这一历史现象，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余十六卷属于李百药的原文的，虽不如此篇典型，但它们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

由于《北齐书》有三分之二系后人据《北史》等书所补，所以要真正读好《北齐书》，就应以它与《北史》的北齐史部分作比较，以便对有关材料作进一步的辨析。就拿《北史·魏收传》同《北齐书·魏收传》来说，前者说魏收撰《魏书》，有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皆独出于收”；后者则无“皆独出于收”一句。同时，从《北史》作者李延寿对魏收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到李百药和李延寿这两位唐初史学家在评价魏收及其《魏书》上的歧异。象这些问题，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被发现，才能引起我们的思索。当然，要真正读好《北齐书》，还要注意到当时的历史环境，这就是：东魏──北齐一方面同西魏──北周并立，另一方面，它们又一道跟南朝的梁、陈对峙。因此，阅读《北齐书》，应一方面同《周书》对照着读，一方面同《梁书》、《陈书》对照着读，这样才能对《北齐书》的内容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如546年，东魏高欢率众“西征”，围攻西魏玉璧，历五十余日，“城外尽攻击之术，而城中守御有余”，最后西魏获胜，高欢败走。这是一次有名的大战，《北齐书》记述不详，而《周书·韦孝宽传》则有生动记载。又如556年，北齐以十万大军南下攻梁，战于建康（今江苏南京）一带，结果北齐遭到惨败，四十六个将领被俘。关于这一战役，《北齐书》虽有反映，但《梁书》帝纪、《陈书》帝纪及《周文育传》、《侯安都传》所记甚详，可与《北齐书》互相补充。在这里，读一史而旁及数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饶有兴味的。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565—648年），字重规，唐朝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一生经历很不平凡。他从隋初踏入仕途，任过不少官职。隋唐之际，又曾几度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任职。唐高祖时，他很不得志。后因唐太宗器重他的才学，先后任命他做礼部侍郎、散骑常侍、宗正卿等官。他父亲李德林是北齐的史臣，参与撰“国史”；又是隋代的名臣，隋文帝时奉诏继续撰北齐史，得三十八篇，这是一部未完成的纪传体北齐史。李百药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和三年（629年）两次奉诏续成父业。他除了继承父亲的遗稿外，还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在贞观十年（636年）撰成《北齐书》，与《梁书》、《陈书》、《周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这年，他七十二岁。《北齐书》的撰成，经历了两代人、三个皇朝、约六十多年时间。这一点，跟《梁书》、《陈书》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