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为何忍无可忍要把高昌灭国

根据两唐书中的有关记载‚可以得知关于高昌地区‚唐初时期在朝臣中曾经引起两次大的争论。一次是在唐太宗决定出兵高昌之前‚以魏微为首的众多朝臣均认为高昌国位于西北边陲‚路途遥远‚且行经之地地理环境恶劣‚即使出兵攻灭‚日后进行统治管理也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而坚决反对出兵高昌。

但唐太宗力排众议‚最终于贞观十三年(639)派遣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统帅三十万大军出兵高昌。次年八月‚侯君集破平高昌的消息传回长安‚才最终平息了这次争论。然而‚如何统治这片新征服的土地呢‚又在文武百官中引起了一场更大的争论。最后‚依然是唐太宗坚持己见‚在此地设立西州‚并成立安西都护府。

从此‚西州成为了唐朝经营西域的前沿阵地。关于唐王朝为何要出兵高昌的原因‚必须追溯唐朝初期高昌国与唐朝之间的关系。魏氏高昌国王拥伯雅在隋朝时期就与中央王朝过往甚密‚魏伯雅还曾经与儿子纯文泰一起长期留住隋都长安和洛阳‚隋场帝还将宗女宇文氏嫁给拥伯雅。

隋朝灭亡后‚纯氏高昌依然连年向唐朝朝贡‚贞观四年(630)鞠文泰还曾经携妻宇文氏亲自朝唐。表面上高昌国与唐王朝的关系似乎非常密切‚但实际上早在初唐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己经逐渐显露不和谐音了。随着时势的不断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了唐太宗的忍无可忍和高昌的灭国。

回顾两者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将拥文泰对唐王朝不满的表现及行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制造与唐朝之间的摩擦、逾制改革官制以及狂妄言论等。约文泰从朝唐归国以后就开始逐渐制造了一系列与唐朝之间的摩擦。主要包括扣留中原难民、袭击焉省、奎掠西域朝唐商使以及计划袭击伊吾等。

隋炀帝大业末年‚中原战乱‚很多中国人为躲避战乱纷纷投奔突厥。唐初与东，突厥发生战争‚大败领利可汗。突厥内乱后‚许多中原人士又前往河西避难‚投奔高昌。约文泰私自扣留这些人‚唐太宗时下诏命令其遣返‚但鞠文泰为了增强本国实力故意隐藏不报。关于此事‚《两唐书·西域传》中均有明确记载‚唐太宗颁布的《讨高昌王诏》也都有相关记载。

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经济社会‚人口的多寡对于生产恢复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历史上每一个新建的封建王朝为了恢复经历战乱之后的社会生产都非常注重人口的招募。唐太宗自然也不例外。据《资治通鉴》云:“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赎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万口。”

可见‚唐太宗为了招募流亡在突厥的中原难民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和财物。高昌也是一个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小国‚对于农业人口的需求自然很大。为了增强本国实力‚约文泰不惜开罪唐王朝‚故意隐匿不报沦入高昌的中原人口。

领利可汗兵败投降发生在贞观四年(630)三月‚如此一来‚魏文泰扣留中原人口则应该发生在他朝唐返国之后‚时间大致应该在贞观五年(631)左右。而拥文泰之所以将唐太宗要求括送流入高昌的中原难民的诏令置之脑后‚似乎也表明他此时已经萌生与唐朝对抗的念头‚并且开始通过扣留中原难民的手段来充实可以与唐朝对抗的人力。

奎掠西域诸国朝唐队伍。高昌因为地处东西要道之枢纽‚西域诸国前往内地朝贡‚都必须途经高昌‚所以高昌王可以及时得到各国的消息。早在唐太宗即位之初‚高昌王就经常向唐朝报告西域诸国的动静。不久之后‚魏文泰又与西突厥乙毗设相勾结‚击破焉者三座城池‚将城中人口全数掳掠而去。

焉誉王上书唐太宗‚唐太宗派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前往调查此事。从约文泰亲自朝唐的贞观四年到其计划袭击伊吾的贞观六年‚短短的两年时间‚纳文泰就制造了数起性质相当恶劣的政z摩擦‚极大的激怒了唐太宗‚尽管如此‚唐太宗依然一再寄希望于纯文泰能够悔过‚反复下诏书责让并征其来朝‚但纳文泰不知悔改‚一再推脱‚最终导致了唐朝大军的西征‚为自己招来灭国灭门之灾。

鞠文泰除了亲手制造与唐朝之间的摩擦以外‚还在高昌国内推行了一些政z改革。而这些改革对于唐太宗来讲‚本质上也是一种政z僭越‚也是对于唐朝的冒犯。拥文泰模仿唐王朝‚在朝廷增置东宫舍人、殿中侍御史、诸部郎中等官号‚不论是否掌握实权‚也都是将自己由世子升格为太子‚由藩王升格为皇帝‚其强化世子权乃至王权的行为‚与上奏文书加“臣”字‚上奏文书盖“奏闻奉信”的官印‚实质上并无区别。

而且‚根据史学家们的研究结果‚我们还可以断定‚纳文泰模仿唐王朝改革官制‚并不始于延寿年间‚应该最早从重光年间以世子监国时就开始了。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仅在于‚重光年间时‚约文泰的身份只是高昌世子。

其改革官制仅限于世子的管辖范围‚其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也不至于触及唐王朝的帝国权威;延寿年间‚纳文泰已经继位为王‚其改革官制的范围则已经扩展到整个高昌朝廷‚其王权的扩大势必会造成对唐太宗皇权的僭越‚当然会引起唐太宗的极大不满。

除此之外‚纳文泰的狂妄言论也是招致唐太宗不满的因素之一。他所谓的“鹰飞于天‚雄窜于篙‚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从表面上看是把唐太宗比作雄鹰和猫‚称自己为雄和鼠‚实际上却是在对自己的膺越行为进行辩护‚对自己游离于唐王朝统治之外寻找借口。在唐太宗看来‚这种言论无疑就是对大唐帝国荣誉的威胁和挑战。

纳文泰还曾经派遣使者到薛延陀进行游说‚妄言“既自为可汗‚与汉天子敌也‚何须拜渴其使”气企图挑拨薛延陀与唐王朝的关系‚其狂妄之态跃然纸上。其实‚纯文泰之所以与唐王朝由亲近转为对抗‚其主要原因是感到自身的政z利益和经济利益受到了威胁。

从唐朝正式将伊吾纳入国家版图开始‚高昌与唐之间的天然屏障被拆除‚纳文泰认为自身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至于唐朝支持焉奢重新开通大唐路‚则直接损害了高昌在中西贸易中的高额经济收益。因此‚纳文泰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不受侵犯‚势必要控制中西贸易的通道‚就必须打击伊州和焉奢‚与唐朝对抗。

唐太宗虽然号称一代明君‚但他也只是个凡人‚对于此前拥文泰的种种行为‚早已经忍无可忍。《旧唐书·高昌传》中记载了唐太宗对贞观十三年时来谢罪的高昌使者所说的一番话不仅历数魏文泰的过错:其一朝贡脱略‚对唐王朝缺乏应有的藩臣礼节;

其二统文泰增置官号‚颇有僭越嫌疑;其三增筑城池‚暗自做好唐朝讨伐的准备;其四对唐朝使者不敬‚言语狂妄;其五奎掠西域朝唐的商使;其六遣使出使薛延陀‚离间唐与薛延陀之间的关系等。而且在随后还向高昌使者发出了明确无误的战争讯号:“明年‚当发兵马以击尔。”

《新唐书》同传中其后还有“归谓而君善自图”字样。由此可见‚面对魏文泰的狂妄与潜越‚唐太宗还寄希望于他能够悔过‚从而在贞观十三年高昌使者来朝时‚提出了口头瞥告‚而所谓“归谓而君善自图”实际上就是给拥文泰留有转寰的余地。

但是‚拥文泰执迷不悟‚面对唐太宗发出的战争讯号颇不以为然‚不仅托病应对唐太宗的征召‚甚至想凭借沙硕天险负隅顽抗‚狂言唐朝实力不足以出兵‚甚至还心存侥幸于沙碳天险能够阻隔唐朝大军。

高昌王魏文泰的倒行逆施终于超出了唐太宗的忍耐限度‚贞观十三年十一月‚唐太宗命令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薛万均和牛进达为副总管‚并以契芬何力为葱山道副总管校后率领大军三十万余众出兵高昌。命令一出‚四下哗然。

朝臣们对此议论纷纷‚魏微等更是极力劝阻‚从而在朝野当中形成了以唐太宗和魏微为首的两大阵营。唐太宗决心出兵高昌‚而魏微等人则极力反对。据《旧唐书》的记载‚唐太宗进击高昌的命令刚刚下达‚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时公卿近臣‚皆以行经沙破‚用兵恐难得志‚又界居绝域‚纵得之‚不可以守‚竞以为谏。”结果唐太宗并没有像以前一样从谏如流‚反而固执的坚持己见。从表面上看‚这一次争论主要是围绕要不要出兵高昌所展开的‚但实际上‚其争论的主要内容却有两个方面‚那就是出兵高昌的难度和攻灭高昌以后的治理难度。

唐王朝出兵高昌的难度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大批军队长途跋涉、恶劣的地理环境以及长途用兵的巨大耗费、大量轴重粮草的供给等。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必须充分考虑。也就是说‚即使是不考虑出兵的最终结果‚单从出兵安全上来讲‚选择长途出兵讨伐高昌‚部队自身的安危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首先‚高昌距离首都长安有七千里之遥‚即使轻装单程也需要十八到二十天的时间‚再加上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行军速度势必会相对缓慢‚因此‚光是在路上的行程就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更何况战争本身也需要时间。

此外‚如此规模浩大的军事行动‚根本就无法实现秘密出兵‚唐王朝出兵的消息肯定很快就可以传递到高昌纳文泰那里‚他完全可以提前作好充分的准备‚以逸待劳。更何况‚经历了长途跋涉的疲惫和恶劣地理环境的险阻‚到达高昌的唐军无疑会是一支疲惫不堪的部队‚战斗力势必会大打折扣‚再加上对高昌地形的不熟悉‚实在很难保证战争必胜。

对此‚纳文泰本人也曾经狂言:“加以碳路艰险‚自然疲顿‚吾以逸待劳‚坐收其弊‚何足为忧也?”此处典文泰之所以敢于狂妄直言‚无非是自以为路途遥远‚长途出兵不易‚因而有恃无恐。其次‚出兵路上的险恶环境更是让人望而生畏。

对此‚魏文泰本人就深有体会。他曾经数次前往隋唐‚每次都必须经过被时人称为“大患鬼魅”的硕路‚因此深知此路之险。在得知唐太宗欲攻打高昌的消息之后‚他就曾经满怀信心的对他的属下说过这样一席话:“唐国去此七千里‚沙硕阔二千里‚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军乎?”

鞠文泰所说的沙债就是今天的大戈壁滩‚终年干燥少雨‚太阳辐射强烈‚缺乏水源‚冬天寒冷干燥‚夏天则高温酷暑‚寸草不生‚石块沙砾遍布‚道路崎岖不平‚自然环境十分恶劣。而唐朝三十万大军出兵的时间正是寒风刺骨的时节‚行经此地‚能否适应这里的恶劣环境‚安全地渡过都是一个问题。魏文泰的这段话‚也从侧面证明了唐朝这次出兵客观上存在的危险‚恶劣的地理环境正是一个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

再次‚如此庞大的队伍‚充足的粮草供应是保证战争必胜的物质基础。我国古代的兵书中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经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以人和坐骑为主力‚没有充足的粮草‚根本就无法保障军士和战马的生存‚打胜仗更是无从谈起。要想保证有着三十万人的大军的粮草供应充足有效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纯文泰也据此推论唐朝出兵的可能性极小。他认为唐军如果真的出兵讨伐高昌‚出兵多则粮草运输无法正常保障‚如果发兵低于三万‚则自己就有能力制胜。尽管约文泰低估了唐军的粮草供应能力‚但据此却足以证明庞大队伍行军作战时粮草供应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唐太宗下令出兵高昌之时‚河西地区因为距离高昌较近而成为军粮的理所应当的供应地。为了保障军队的粮草和给养‚他们驱使牲畜‚供应粮食‚为这次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繁重的摇役和兵役致使河西居民生灵涂炭‚人口大量减少‚河西地区的郡县萧条‚经济凋敝‚数年之内都无法完全恢复。

当然‚我们不排除褚遂良为了证明自己建议的合理性而有夸大事实的可能‚但是此话也并非空穴来风‚试想‚三十万大军‚相当数目的军马‚这些都需要充足的粮草才能保障最起码的生存‚必须要有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的对象‚而河西则因为距离之便而成为理想的对象‚巨大的耗费和投入则导致了河西的人口锐减和经济陷入困境。由此可见‚粮草供应也是此次出兵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当‚则势必直接影响出兵的效果。

最后‚高昌国独特的气候条件。高昌国地处吐鲁番盆地之中‚四周封闭‚地势低洼‚由于盆地的聚热作用和戈壁沙漠下垫面的影响‚夏季气温十分炎热‚冬季又十分寒冷‚而且昼夜温差特别大。素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民谚。该地区远离海洋‚空气干燥‚云量较少‚晴天多‚日照时间相对长。气候干燥炎热‚常年少雨。

吐鲁番盆地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年6一8月间‚吐鲁番、托克逊及都善县火焰山以南地区平均最高气温都在38℃以上‚位于盆地东部火焰山以北地势较高的都善县城、连木沁一带‚夏日平均气温也在35℃一37℃之间。

戈壁沙漠处的绝对最高温甚至可达50℃左右‚地表温度也大都在70℃以上;在吐鲁番城西的一处沙地上‚还曾测到过82.3℃的最高气温记录。岑参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唐玄宗天宝年间进士‚其生活年代距离破平高昌不过一百年左右‚他描述的情景应该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状况。

交河道行军出兵的时间始于贞观十三年十二月丁丑日‚从这一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八月‚行军队伍需要经历吐鲁番地区严寒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季‚长期居于内陆的士兵能否习惯在这种差异巨大的气候条件下作战‚都将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大队唐军出兵高昌‚历经七千多里的行程‚中途则必须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与艰险‚以极度疲惫之躯浴血奋战于陌生的环境中‚是否能够旗开得胜呢?如果战败岂不是功亏一篑‚损失惨重吗?众多朝臣认为‚即使是大军能顺利攻灭高昌‚所面临的如何治理高昌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棘手难题。

高昌国距离唐朝朝廷距离遥远‚往返时间长‚消息传递缓慢;另外‚高昌国地处西域东部‚虽然较之其余西域政权稍近于唐朝‚但其周围环绕着的却是唐朝以外的众多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北部的西突厥和东南部的吐蕃的势力相当强大‚不管是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条件来分析‚统治难度都相当大。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详细论及‚此处仅简单说明。

因此‚对于唐朝朝廷来讲‚不管是出师胜利还是失败都不一定是好事。一旦唐王朝出师败绩‚不仅巨大的用兵耗费将付之东流‚而且势必损失众多的兵士‚经历了长期战乱刚刚好转的经济又将被拖入战争的泥潭‚无疑会危及唐王朝的统治。

即使出师告捷‚而唐王朝也必然面临如何统治高昌故地的问题‚高昌地处西北边陲‚距离朝廷的统治中心极其遥远‚统治难度势必会增大‚而且要时刻面临着高昌背叛的可能。因此‚唐朝廷对高昌的政策势必也将影响其对其他地区治理的有效程度。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唐王朝统治息息相关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