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明亡清兴关键一战

在明清多次大战中，大凌河之战知名度较低，但实际上意义极大。一方面满人从此战开始运用火炮，一度领先于东亚，所向披靡；另一方面，此战后，满人收服了大部分辽人将门，明朝“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彻底破灭，不但孙承宗无可奈何，即便袁崇焕复生也将束手无策。

祖大寿为什么重要

崇祯四年（1631）正月，年近七十的督师孙承宗抱病出山海关，巡视当年由他首倡的宁锦防线。

袁崇焕惨死后，明朝关外战事的核心人物有两名：

一名自然是驻山海关的督师孙承宗，他与熊廷弼、袁崇焕并称明末辽东最优秀的三位统帅，战略眼光和总揽全局的能力甚至要强于袁崇焕，但孙承宗是帅才而非将才，临阵指挥能力与实战经验逊于袁崇焕；

另一名是祖大寿，由于孙承宗并不常驻关外，祖大寿才是关宁军的实控人。

在辽东军功集团的谱系中，祖大寿是李成梁家族凋零后的新一代辽东本土将领核心，但他长期止步于中级军官，真正上位总兵时已年逾五十，这还要归功于孙承宗开创、袁崇焕光大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方略。

从祖大寿的履历来看，他的军事天赋与战功并不算多么突出，其核心竞争力在于以他为首的“家族势力”，皇太极评价为“其族党甚强”。

宁远（今辽宁兴城）的祖大寿石坊

祖家文物包圆了半个宁远

自明初宁远卫始建以来，祖氏家族便世代在卫所担任军官，是当地驰名的世袭军事家族。

祖家的真正崛起是自祖大寿之父祖承训始，祖承训长期追随李成梁家族，在万历援朝战争中，时任副总兵的祖承训领三千辽军骑兵率先入朝，打响了抗日援朝首战；之后又跟随李如松攻克平壤。

到了祖大寿这一辈，尽管他前半生仕途平平，但受益于祖氏家族的数代经营，已经形成“祖家将”这一“以祖姓亲属将官为主体的配合以非祖姓的亲信将官而成的军事实体”。

在晚明时代的辽东，能与“祖家将”相提并论的，也只有以李成梁父子及亲属为主体的“李家将”，和以毛文龙及其义子义孙为主体的“毛家将”。

作为辽军最后一支劲旅和辽东军功集团最后一个军事家族，“祖家将”的势力极其庞大，祖大寿兄弟辈为明朝将官的有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祖大弼、祖大春等人，子侄辈有祖泽润、祖泽洪、祖泽远、祖泽溥、祖泽淳、祖泽源、祖泽沛、祖泽盛等人。

这些人上自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分驻辽西各地。而作为祖家将核心的祖大寿，则是“祖家将”及麾下辽军将官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从袁崇焕被抓时他一声令下，关宁军便马首是瞻集体出关可以看出，祖大寿在祖家将和关宁军中的号召力之强。

崇祯即位后，还特旨于宁远城内敕建祖氏四世镇辽的功德牌坊，今天还保存于辽宁省兴城县城内南门大街。

“祖家将”的势力不止于兄弟子侄，还有姻亲关系，吴三桂就是祖大寿的亲外甥。

因此，只要孙承宗袁崇焕想贯彻“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祖家将和祖大寿是他们不得不倚重的本土势力。“以辽人守辽土”的成败，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祖家将的战力、战意乃至忠诚。

但无论是祖家将，还是更广阔意义上的辽东军功集团，他们的“忠君”素来是相对的，效忠朝廷远没有家族利益和集团利益重要；基层士兵特别是家丁这样的基干军事力量，忠于“家主”也是高于一切的。

但一旦辽军与中央政权勠力同心，比如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滦永之战，他们爆发出来的战斗力也是凌驾于大部分明军的，毕竟辽军的主体是汉蒙塞上健儿，从祖家将等军功集团到普通军士都世代戍边作战，天性尚武，实战经验丰富，堪比西汉时代的“六郡良家子”。

这可能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为何明知辽人辽军对朝廷若即若离，还坚持“以辽人守辽土”的原因之一。

当八旗军有了火炮

孙承宗复出督师后，其重点仍是巩固宁锦防线。但与袁崇焕一样，孙承宗的方略并不是消极防守，而是“以守为攻”，步步为营地沿着辽西走廊向东修建更多城池堡垒，直趋广宁。

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七月，孙承宗令祖大寿、何可纲主持修筑大凌河城，作为向前进取之计。

皇太极得知后，不胜忧惧，郑重警告众贝勒大臣：“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

七月底，刚刚从第一次皮岛之战铩羽而归的皇太极定计出兵大凌河。

他的如意算盘是，此战不仅要隳灭大凌河城，遏止明军宁锦防线的扩张，还要趁此消灭祖家将的有生力量，皇太极已从情报获悉筑城者是祖大寿及麾下精锐，“明人善射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也”。

八月六日，八旗军已兵临大凌河城下，当夜开始围城。此时，大凌河修筑工程虽未最后竣工，但好在城墙刚刚修缮完毕，祖大寿下令紧急关闭城门。

祖大寿的大凌河守军仅有一万四千人，另有一万余夫役商人，而后金大军人数高达八万左右。

兵力多寡还在其次，重点在于，祖大寿和孙承宗很可能都一无所知的是，皇太极在这一年年初已仿造出红夷大炮，并秘密带了四十门到大凌河，“师行则车载以从”。

自宁远之战后，红夷大炮成为明军守城的利器，以往所向披靡的八旗大军面对坚城大炮一筹莫展，关外战局陷入战略相持。但当红夷大炮外溢到后金，战争的天平将发生何种改变？

大炮可守城，亦可攻城。

大凌河之战是典型的围点打援，正如皇太极所说：“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

皇太极对大凌河城的基本策略是围而不攻，环城挖掘了数道壕沟，壕外筑墙，将城池与外界完全隔绝。

但八旗军虽不强攻，首次投入实战的红衣大炮却大展神威，不仅将明军的外围工事堠台（类似烽火台）轰得或崩塌或归降或弃台，而且还直接炮击大凌河城，摧毁了大量城上敌楼和垛墙。

后金更丰硕的战果是在打援上。皇太极对明朝援军极为不屑：“夫明国之劲兵，尽困此城，他处援兵，无足为虑。”

在连续三次救援失利之后，孙承宗赶赴锦州督战，亲自布置增援大凌河。

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九月二十四日，明军组织了大凌河之战中声势最浩大的一次救援，监军道张春会同总兵吴襄、宋伟等率副将以下百余员、总计四万大军，向大凌河方向运动。

此战硬桥硬马，双方均无取巧之处，明军动用了配备火器的车营，试图以此遏制后金的骑兵冲击，但佟养性则带着乌真超哈和红衣大炮横于明军的必经之路上，给了明军铁桶阵一个猝不及防。

在后金骑兵与炮兵的双重剿杀下，吴襄率先逃离战场，明军遂土崩瓦解，但溃逃时又被后金伏兵逮个正着，大部投降。

八旗军是强大的步骑炮协同军团

此战张春以下三十三名将领被生擒，四万明军除吴襄和宋伟等几十个漏网之鱼，全军尽没。此后，辽东明军再无实力派出援兵，孙承宗也无以为计，只能听凭大凌河与祖大寿孤立无援地束手待毙。

从八月十一日到十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共亲自写给祖大寿七封劝降信，但祖大寿一开始态度极为强硬。

祖大寿和祖家将此时拒绝诱降，固然可能与君臣大义有关，但很大程度上还是对努尔哈赤统治后期虐待辽民汉官的恶政心有余悸。这并非多虑，就在一年前，阿敏在弃关内四城出逃前，还曾大肆屠戮降人。

但随着四次突围一一失利、外援断绝，特别是全城陷入断粮，“城中人相食”，“炊骨析骸，古所未闻”，祖大寿的立场开始软化，与后金进行了数轮秘密谈判，得到皇太极不杀降的承诺。

十月二十七日，祖大寿正式通知皇太极“降志已决”。

祖大寿投降的最后一个障碍是副将何可纲，在众将同谋归降的气氛下，这位先后追随袁崇焕与祖大寿的关宁军宿将决意身殉大明。

十月二十八日，祖大寿让人将何可纲带出城外，当着后金诸将之面斩杀。据金人的观察，何可纲“颜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城内饥人，争取其肉”。

何可纲被杀当天，祖大寿亲往后金大营谒见皇太极。皇太极命诸贝勒出迎一里外，谢绝祖大寿行跪拜礼，而行女真人最隆重的抱见礼。

这一套隆重礼节，今后将数次上演，成为皇太极对明朝降官降将礼遇有加的标准范式。

祖大寿当时与皇太极约定，他将潜入锦州，里应外合无血开城。十一月初一二更，祖大寿带领从子祖泽远等二十六人，如约进入锦州城。

但出人意表的是，祖大寿竟一去不复返，重归大明。更出乎意料的是，皇太极竟也没有勃然大怒，还去信对祖大寿说：“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这似乎也不是皇太极故作宽宏大量，他在后金内部也说：“彼一身耳，叛亦听之。”

无论皇太极的大度是真是假，大凌河之战的战果已足以令他志得意满：未经苦战便轻取大凌河城，孙承宗进取之策遭受重挫；俘虏逾一万一千人，其中总兵以下、把总以上的明军各级将官有一百七十五人，关宁军元气大伤。

皇太极借外战促集权

这些还都在明面，皇太极在大凌河之战中的收益还远不止于此。

其一，祖家将。

大凌河之战后，祖家将事实上已被分为两部分，即使祖大寿降而复叛，但祖家将中很大部分的祖姓和非祖姓亲信将官，比如祖大寿从子祖泽润、义子祖可法、爱将张存仁等都投降了后金。

无论有意或无意，祖大寿和祖家将此时其实已是“两边下注”，其行为模式高度接近于魏晋时代的门阀大族，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祖氏家族和辽东军功集团的乱世博弈风险。

皇太极对大凌河归降诸将极尽笼络之能事，不仅如约一人未杀，还赏赐甚厚，设大宴亲自酌酒慰劳，更一律官复原职予以重用，有意识地将他们拔擢入后金的统治核心。

皇太极的“招降新政”，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拨乱反正，标志着他彻底摒弃了努尔哈赤晚年苛待汉官辽人，逼迫汉官离心、辽人逃亡的恶政。

由此，皇太极旗帜鲜明地与大明争夺辽人与辽东军功集团人心。此举不仅增强了后金的实力，为日后八旗汉军成立奠定了人力基础，堪称后金版本的“以辽人守辽土”，还是一次面向更广大明军将领和文臣的“招降书”：

后金虽是异族政权，但对包括归顺者在内的汉人精英充分开放。

特别是毛文龙死后的“毛家将”，他们本就惶惶不可终日，后金的虚席以待与明朝的歧视防范形成鲜明的对比，何去何从，冷暖自知。

皇太极对努尔哈赤辽人政策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清太宗实录》，有辽人甚至做出“似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实难报称万一也”的回应。

八旗贵族则从中感受到自身特权被侵蚀，愤愤不平地说：“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八旗贵族的反弹，恰可从反面佐证皇太极辽人新政的收效显著。

而相应的是，大凌河之战后，大明“以辽人守辽土”的方略已然徒负虚名，辽人被内地社会视为异己奸细，在对辽军辽民的人心争夺战中，后金赢下关键性的一局。

有了辽人的主动归附，后金才第一次具备问鼎关内的人力基础。

当然，皇太极善待汉官与降人，除了对外考量，也不无对内的私心作祟。在意识形态上，浸染于大一统思想的汉官是皇太极中央集权追求的天然鼓吹者与盟友，而八旗贵族出于自身利益和部族传统，则是分权政治的拥趸。

汉官集团的崛起将从价值观与权力上双重侵蚀八旗贵族集团的家国同构根柢，匡扶皇太极巩固汗位乃至攫取皇权。

皇太极时代所谓的“汉化”，设文馆（1629），建六部（1631），与文化风俗无关，更多是政治结构上的汉化，即借重汉官从中原政治传统中汲取集权资源。

在皇太极时代，最受信任的汉官是沈阳生员范文程。

范文程在抚顺之战被俘后隶镶红旗下为奴，皇太极即汗位后方蒙重用，“资为心膂”，凡机密大事必召之共议，渐而擢升为文臣之首。

与范文程一样，辽阳生员宁完我也是在皇太极时代摆脱奴籍，在汉人文官中地位仅次于范文程。

努尔哈赤对明朝降人的态度素来是“重武轻文”，而皇太极则“文武皆重”，设立功能类似于枢要秘书班子的文馆，延揽提拔了一批汉人文臣，范文程、宁完我等重臣多为辽人。

其二，红衣大炮。

大凌河之战是后金首次将仿造的红衣大炮投入实战，外击来援明军，内轰大凌河城，立下奇功。

更大的意义在于，清军炮兵基本掌握了突破宁锦防线的技战术，还首次有能力与恃火器为长技的明军分庭抗礼。

至此，孙承宗和袁崇焕当年确立的守辽三策——宁锦防线、红夷大炮、以辽人守辽土，悉数被后金找到破解之术。

也因此，在大凌河之战中，明末最优秀的战略家孙承宗几乎是被动挨打、束手无策。即使临阵指挥能力更优的袁崇焕还在，恐也很难觅得挽救大凌河之策。

大凌河之战后，后金“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之炮”。八旗军为何与红衣大炮如此“投契”，除了皇太极力挺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红衣大炮的攻坚能力恰好完美弥补了八旗军的战力短板。

其三，孙承宗引咎辞职。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大明真正有能力在辽东遏制后金的疆臣只有三人——熊廷弼、袁崇焕和孙承宗，孙承宗甚至可以说是综合能力最强之人。

大凌河城失守后，“廷臣追咎筑城非策也”，风口浪尖中的孙承宗被迫称病引退。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崇祯为平息物议，批准孙承宗归籍高阳，这也是孙承宗第二次在督师任上被排挤下台。

从此，他再也没回到朝中，直至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再度破塞，大举进攻高阳，孙承宗率全城军民守城，举家殉国，被崇祯称为“旧辅孙承宗前劳难泯，死义更烈”。

作为“辽人守辽土”的首倡者，孙承宗的去职，可能还意味着，大明朝堂丧失了最后一个有可能收服辽人、辽军及辽东军功集团人心的“克里斯马”人物，大明与辽人的情感及利益联结已岌岌可危。

孙承宗罢职后，大明举目望去，已经找不到一个有资格与皇太极争雄天下的对手。

皇太极的雄才大略在于，他在大凌河之战那么紧张的对峙中，竟然还有余力内斗。

洪太不愧是满清崛起的关键人物

努尔哈赤第五子、“三贝勒”莽古尔泰也参与了此战，因为所部伤亡过大，皇太极趁机生事诘问于他。几番口角之后，莽古尔泰大怒：“你皇太极为什么单单与我过不去？我素来不惹事，难道你还想要除掉我吗？”莽古尔泰说罢就手按佩刀，频频怒视皇太极，之后甚至“抽刃出鞘”。

皇太极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给莽古尔泰安了一个大不敬之罪，夺去和硕贝勒爵位，降为多罗贝勒。次年十二月，莽古尔泰抑郁成疾，暴病而亡。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皇太极相继利用滦永之战和大凌河之战，分别解除了二贝勒阿敏和三贝勒莽古尔泰对汗权的巨大威胁。战败与战胜，都可以成为皇太极予取予夺的政治操弄工具，可见他的政治手腕。

天聪六年（1632）正月初一，识时务者代善主动放弃与皇太极平起平坐的特权，皇太极南面独尊。至此，作为努尔哈赤政治遗训的八王议政体制已是名存实亡，皇太极真正成为一位像父汗一样的集权君主。

后金国势如日中天，但贵族共治的政治遗训沦为具文，不知努尔哈赤在泉下作何感想？

下一步，皇太极还将在权位上逾越父汗。

本文节选自张明扬兄的新作《入关》，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从社会史的视角，重视夹在满汉蒙之间的辽人的人心向背，以此来梳理明清战争的进程，发掘出大量新见，对熊廷弼、袁崇焕、毛文龙、孙承宗等明末将帅作出了更客观更全面发评价，也深刻揭橥了满洲内部的政治演变及其与辽人文武精英的关系，十分精彩，大司马已经读完，强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