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和政治因素 造就贵州独特历史文化

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贵州历史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影响其形成的因素很多。

贵州历史文化是中华文化之下的一个文化分支，是经过长达数千年，乃至数十万年的历史陶冶形成的。贵州历史文化具有贵州高原喀斯特山地典型特色、多民族和谐共生特色。

独特自然生态环境造就贵州独特山地历史文化。

贵州跬步皆山，岩溶地貌发育典型，地域差异明显，构成一种特殊的岩溶生态系统。尤其锥状喀斯特地形，是全球锥状喀斯特地形中发育演化过程最完整、保存相关遗迹最丰富、集中连片分布面积最大和地貌景观奇特的代表。

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喀斯特地貌将贵州的国土面积变得“支离破碎”的同时，又为贵州造成了唯我独有的美景。在贵州高原，随处可见直插云霄的奇峰、峥嵘诡谲的岩石、飞珠溅玉的山泉、云蒸霞蔚的飞瀑、烟波浩淼的湖泊池沼、高古幽深的溶洞峡谷。如此地形地貌，加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的得天独厚气候，将贵州变成了一片神奇的沃土。进而衍生出从史前社会到文明时代独具特色的贵州历史文化。

特殊的自然生态与地理环境，加上地区之间“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云”的气候差异，导致了贵州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造就了独特的“文化千岛”现象。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随着交通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这种状况还在不断演变。在地形地貌的制约下，各地区、各民族的语言、生活习俗、生产方式、饮食习惯、服饰风格都仍然能穿越时空隧道，顽强地延续着自身的传统，这正是山地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成因之一。

同时，政治因素直接制约着贵州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

这里所说的政治因素，主要指从先秦之际到民国时期，历代统治者对贵州高原的统治政策。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属边疆之内地，又是崇山峻岭、交通险阻之区。先秦时的各诸侯国皆无能力将此地纳入统治，致使贵州高原先后出现了鬼方、牂牁、夜郎、且兰等若干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有的属于部落联盟，后期大多被称为方国。

从秦汉到南北朝，封建统治者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允许边远民族地区地方政权（方国）存在，并赐给印信。这一时期，贵州高原处于郡国并存状态。境内既有中央王朝设置的郡县，却仍然有许多方国，如夜郎国、且兰、鄨国、鰼国、钩町、漏卧等。这些部落联盟与方国的主要居民多为少数民族先民。

从唐代开始至南宋末，今贵州境内一直处于两种管理制度并存的状态。即既有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官吏的经制州，又有由地方土著首领统治的羁縻州。贵州是唐代最早设置羁縻州的地区。设置于唐高祖时的牂州，是唐代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羁縻州。羁縻州与中央政府之间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它既是秦汉以来羁縻政策的继续，又是唐王朝将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制度化的一项创举。这种制度在贵州高原形成了以乌江为界的两片不同管理区：乌江以北设置的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官吏，进行有效管理的经制州，乌江以南设置的都是羁縻州，总数达50个。即使到这一时期，贵州境内仍有一些方国存在，如罗施鬼国（罗氏鬼国）、自杞国等。

元王朝创立土司制度，并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原先的羁縻州辖地，由土司统治体系所取代。这种土司制度，既是羁縻州制的发展，又是适应民族地区封建领主经济的产物。这种延续数百年的土司制度，不仅给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也在中国制度史上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贵州的土司文化，是我们研究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治理民族地区政策的重要文化遗存，也是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朝初年，在揭开改土归流序幕的同时，建立贵州行省。贵州成为中国第十三个行省，结束了历代封建王朝对贵州高原的宏观间接统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加强了贵州与中原和相关省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开启了明初百余年贵州历史上第一次大开发的序幕。这一改变，不仅是山地贵州历史进程的重要节点，也是有明一代的重大历史事件。

清代前期，在推行疾风暴雨式改土归流的同时，在民族地区设置八寨（丹寨）、丹江（雷山）、都江（三都）、古州（榕江）、台拱（台江）六厅，同时不断调整省际边界，贵州省的辖境基本确定下来。

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贵州陷入长达23年的军阀统治。1935年以后的贵州，处于国民党统治下。抗日战争中，贵州既是抗战大后方，又一度成为抗战前线。红军长征期间，贵州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11个省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区域范围最广的省份。

从上述贵州历史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因素在贵州历史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是因为贵州不仅完整经历了我国历史上对边疆民族地区从郡国并存、经制州与羁縻州并存、土司统治与流官统治并存等各种管理制度的实践，还是中国最后一个世袭官制——土司制度的终结地。

明清以来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贵州或与贵州密切相关。其中如明太祖的调北征南、广设卫所大兴屯田、贵州建省、明初百余年官方主导下的大开发、平播之役、王阳明龙场悟道、残明永历王朝苟居安龙、平定三藩之乱、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贵州省境的定格、青溪铁厂的创办等。民国时期，贵州还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地，是抗战大后方及陪都重庆的屏障。由此可见，政治这一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贵州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当我们探讨贵州历史文化成因时，切不可忽略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