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亩玉米地

本文转自：河池日报

那一亩玉米地

覃卫延

七十八岁的老母亲终于答应我，今年不去种她那一亩玉米地了。看得出母亲只是无可奈何的妥协，并没有真正被我说服，但我仍然很高兴。因为这个结果，是我苦口婆心地劝说换来的。

其实我心里挺清楚，母亲并不是要靠种这一亩玉米地维持生活或增加收益。因为，家里如今吃穿用等都不缺。每年种这亩地所花的交通、种子、肥料、农药和人工等费用，可以抹平甚至超过了它的收成，根本谈不上增加收益。可是，作为一个农民，母亲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离开土地的。土地是她的命根子，是她的人生舞台，她一生的酸甜苦辣以及由此带来的喜怒哀乐都在这里。只是我那句“万一出事，我们又花钱又误时间，人家还说我们做仔辈的不关心您”的貌似为了母亲其实是为了自己的话，让处处为我们着想的母亲，放弃了她最不愿舍弃的追求。

母亲一生注定劳碌，注定与土地密不可分。父亲常年在生产大队担任队干和党支书，后来又到县建筑公司工作，养孩子、做家务和忙农活的重担自然落在母亲肩上。我和弟妹还小的时候，家里唯一能挣工分的母亲必然要跟大伙一起出工收工。而家务，只能是早起和等晚上回家了再做。作为老大的我，自然要帮着做些家务，农忙时还要跟母亲到地里把集体采收时分得的玉米和南瓜等背回家。后来，分地到户了。除了父亲之外，母亲和我们四兄妹都分到了承包地。母亲虽然干农活的时间比以前自主了许多，也有我们几兄妹的帮助，但依旧忙碌。因为她除了种一家五口人的地之外，还开荒扩种；除了种玉米，还种各种瓜豆和青菜；除了养猪，还养鸡、鸽子等。由于母亲的勤劳和对土地恰如其分地利用，家里虽然人多劳动力少，但吃穿用度还能应对。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们几兄妹都在县城读书了，独自在家务农的母亲也来到县城，后来到父亲所在的建筑公司做了临时工。虽然离开家乡，但母亲从未离开土地，更没有忘记土地。每到各种农时，母亲都要抽身回到老家种米种瓜种菜。再后来，我们几兄妹由农转非，家里就只剩母亲的一亩玉米承包地了。她并没有因土地减少而敷衍，而是照常精心经营。在她的陶染下，我们兄妹从小就热爱劳动，会干农活。这些年，每到种植玉米时节，只要有空，我就开车载着母亲回到十公里外的家乡，陪她一起亲近土地，在那一亩地里种玉米。每当看着地里可人的幼苗长成茁壮而青绿的玉米秆，玉米秆上又长出饱满的玉米棒的时候，母亲脸上就会露出幸福而自豪的神情。

父亲去世后，我们几个子女劝母亲歇息歇息，不种地了，到城里跟我们住一段时间。母亲没同意。“以前你父亲在，哪怕顶嘴，也还有个人陪。后来他病了，也还有事做，要护理他。”母亲的话，意思很明白，母亲孤单，她需要做事。种地，是她最会做的事，也是最喜欢做的事。种地，在她心中，是天底下最神圣和最有意义的事。

前几年，我们又劝曾因左大腿骨折致腿脚越来越不灵便的母亲不要种地了，最后她只同意种一年歇一年。

母亲不愿离开土地、不愿停止种玉米，除了对土地有深厚的感情，还因为她种的玉米确实与其他地方不同。母亲种的玉米，是家乡的老品种，纯正光亮，因为是高寒山区，所以下种晚，收割也晚，生长周期长。产量虽不高，但颗粒饱满。磨碎簸皮后，可用来煮干饭或煮粥。当然煮粥是最好的选择，待煮到不硬不烂、不稠不稀时，便是最好入口的时候。吃了这不粘不散、清香爽滑的玉米粥，解渴又饱腹，提神又养胃。这种玉米粥，是我小时候的主食。后来由于外出求学和工作，有几年没能吃到了。再后来，患了胃病，就专吃用母亲种的玉米熬成的粥。现在，胃病早已好了，但一年四季一日两餐专吃这种玉米粥，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一种享受。每当喝着这玉米粥，我觉得家乡就在眼前，母亲就在身旁。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的年龄和身体原因，我倒希望母亲继续种老品种玉米。

母亲老了，她会有不能种玉米的那一天，也会有走不动的那一天。但是，只要母亲想回老家看看，想到她那一亩玉米地里去看看，我一定满足她，一定带着她或搀着她甚至背上她，陪她去见见她亲密的伙伴。这是她的权利，是一个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的权利。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