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政权的崛起与发展历史

在我国历史上，西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它虽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但是政治形态、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却又偏向于游牧民族，以至于西夏人的军事实力虽然强大，可经济实力却不允许他们向外扩张。

从历史上来看，西夏前前后后一共经历了近190年，而这190年间大多是与中原王朝有联系，190年中又有167年是与宋朝交往的，可见宋、西夏之间的恩怨有多么悠久。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西夏的崛起和发展历史。

一、从党项族蜕变成党项政权

汉朝时期，我国迎来了一波民族大融合的高潮，这一时期就存在对党项人的记载，它是羌族的一个分支，所以党项民族又被称之为党项羌族。

无论是匈奴主导草原，还是突厥人制霸北方，党项人总是以依附者的形式存在。隋唐时期，我国西北政权吐蕃、吐谷浑等与唐朝战乱不断，处于双方中间的党项人不堪战乱向甘肃、四川等地迁徙。

党项族快速发展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北周建立之后，还有一个就是唐朝末年。唐末时期，党项族依附于唐朝因消灭黄巢立下大功，得了唐政权的赏赐，得以在夏州一带稳定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政权一直处于战乱不断、硝烟四起的状态，中原乱世的背景下党项人迎来了一波发展的高潮。

当然，中原政权无论怎么更替，党项人始终承认自己的属国地位，这也是中原政权不打他的原因之一。

夏周的偏安一隅迎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发展期，等到后周、北宋建立之时，党项人已经彻底发展起来，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备受欺辱的小部落、小民族了。

最初，党项人是游牧民族，但长期以来受中原王朝的影响，他们也想要实行皇权专制、中央集权，简单来说就是想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和国家。

党项人具有中原民族和少数民族双重性质，所以宋朝想要处理他们非常棘手，军事实力根本就难以撼动党项人。李继筠死后，宋太宗曾要求党项李氏一族迁入宋朝范围内，以进行限制与管控。

但是李继迁却始终不不同意，他的说法也非常的简单准确，李氏一族若是迁入宋朝的管辖范围内，那么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他人，不仅建国的希望破灭了，能不能保住传承都是个大问题。

李继迁的担心并不是多心而是很合理，南唐后主李煜亡国后被囚禁在北宋，即使如此他还是被宋太宗给害死了。

试想一下，李煜对他基本没有实质性的威胁了，而党项族李氏却对他有极大的危害性，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

为了避免党项族遭到被动的迫害，李继迁拒绝宋太宗迁入京都的同时，还带领族群向东北迁移了三百多里，一方面是摆脱宋朝的牵制，一方面是争取其它少数民族的支持。

北宋时期重文轻武，文臣对下属的少数民族压迫的十分厉害，以至于诸多的藩国皆有造反之心，李继迁就是利用这样一个心理状态，对党项一族进行了统一，使得党项人内部开始团结起来反对宋朝。

不久之后，李继迁率领迁徙的党项人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回到银州并不是称臣，而是以武力夺取银州建立属于党项人的政权，与北宋王朝相抗衡。

这一时期的西夏政权很衰弱，李继迁也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与辽国结成了姻亲关系变向成为辽国的属臣，并接受了辽国册封的国号“夏国”，但此时依然没有独立。

二、党项人和宋朝的博弈

李继迁执政夏国时期大约有22年，在这22年的时间里与北宋的战争从来没有断绝过，战争无论对于主动者还是被动者而言皆没有最终的胜利者，遭受苦难的都是普通的百姓。

军事实力偏弱的北宋虽然损兵折将，但李继迁也损耗了夏国内部几乎所有的生机，双方最后不得不达成和平。当然，任何事情的存在都有利与弊，这一场持续22年的战争也是如此。

此战使得党项族在银州的政权得以稳固，党项一族内部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总的来说，夏国政权通过铁和血的战争赢得了一席之地。

战后党项人不再是北宋的属国，他们于北宋的贸易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之上，双方长达20多年的和平时期通过贸易带动了经济发展，双方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经济。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李继迁之后党项人正处于从游牧民族到封建社会的一个关键转型期，巨大的社会财富使得他们成功完成了蜕变，为后来的立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李继迁之后、李元昊之前的这段时期，被历史称之为“德明时期”。德明时期是夏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它不仅使得党项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使得党项人的军事实力出现了蜕变。

历史上诸多的战争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存在的价值更多在于政治的延续，李继迁发动战争是为了确定党项人的地位，打下属于他们自己的地盘。

虽然22年的战争为双方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可是站在党项一族的利益考虑，李继迁的所作所为利大于弊。另外，德明时期的和平也是一种政治的延续，经济发展带动了党项人各方面的进步，为与辽国、北宋分庭抗礼积累了足够的实力。

公元1038年，李元昊统一了党项人内部的所有族群，他在兴庆府建立高台宣布夏国的自立，因其地处我国西部所以又被称之为“西夏”，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党项人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度。

三、来自李元昊的战争

李元昊是西夏的开国皇帝，也是西夏最有进取心的一代帝王，其执政期间与北宋进行了长达多年的战争，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为西夏对北宋的外交打出了优势。

从地理上来看，西夏和北宋的接壤处多是山脉，从东北到西南方向山川拗口居多，几乎形成了一条近2000多公里的分界线，谁要是能够掌握分界线上的关键位置，谁就可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公元1040年，李元昊带领十万西夏大军与北宋在三川口进行交战，此战的目标就是延州。当时，李元昊采用了偷袭的战术，再加上骑兵的机动能力非常强，打得北宋军队措手不及、溃败而逃。

所幸西夏的国力不能支撑李元昊打长久战，再加上一些小战场的失利，李元昊不得不及时撤出三川口战场，等到下一次时机的到来再进行战争。

一年之后，李元昊对渭州发起了进攻，率领大军与宋军决战好水川。短期内北宋虽然组织了上万人进行反击，可是面对李元昊的十万大军依然无抵抗之力，最终失去了横山以南的大片土地控制权。

好水川之战一年后，李元昊为了拿下定川砦，再次与北宋展开土地争夺战。携带三川口、好水川的大胜之威，李元昊带领党项族大军一路踏平了栏马、平泉等地，直接控制了渭州一带的大片土地。

这三场战役的胜利给边境上的百姓带来了灾难，西夏与北宋持续几十年的和平贸易环境也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但李元昊三次战争三次辉煌的战国却震慑了北宋政权。

比如，宋神宗执政后，为了改变宋朝军事上的孱弱问题开始启用王安石变法，虽然依旧没能彻底改变北宋军事薄弱的问题，但却缓解了西夏对北宋的军事压力。

从某个角度来说，李元昊对北宋的战争并不是出于纯粹的战争目的、灭国目的，而是因为西夏政权刚刚建立，它需要通过战争转移内部存在的矛盾，同时稳固西夏在国家上的地位和威慑力，进而保护西夏政权的安全性。

回看我国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性，因为他们既有游牧民族下马为民、上马为兵的特性，而且还有中原王朝建立独立政权的野心，所以他们的政权在有两重性的同时，也具备诸多的局限性。

少数民族政权发展的时间非常短暂，以至于他们内部的政治并不稳定，再加上农耕文化并没有普遍整个国家，导致他们想要进行长期的战争根本就不可能，或许能够称霸一方，但却很难进一步扩大政权的范围。

另外，游牧民族政权因为缺少中原文化的“宗法观念”，使得他们在皇权继承方面容易出现混乱，一旦混乱必然会导致内耗严重削弱国力，这也是李元昊之后西夏军事实力不断下降的原因。

反观北宋王朝，虽然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受挫，但因为农耕文明非常发达，使得北宋政权即使遭受挫折也能重新获得生机与发展，最奠定的例子就是北宋灭亡后南宋很快就建立了。

或许西夏的统治者也认清了这样一种态势，李元昊之后的诸多君主一直与宋朝和平相处，而宋朝则用贸易的方式带动了双方的经济发展，这样的和平局面几乎一直持续到双方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