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

明代家世背景可考究的进士六千余名，其中有一半是平民出身，可见科举确实是一把通往成功的阶梯，有效地促进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微寒的家族非常有机会经由科举向上爬升。但考中科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语有云：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01-1995）有一本探讨科举的著作，书名为《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宫崎氏把科举形容成地狱，倒也十分贴切，学子们过着清贫困顿的生活，埋首于书册中，只求能够在科举中出人头地。

晚明曾有读书人写了一篇〈不第赋〉，抒发四十岁还未考取的哀怨心情，最后还不忘勉励自己：「前程事，暗如漆，塞翁失马休嗟怨。且莫埋怨，埋头对着圣贤，科场门终不掩。且与乌有先生讲一篇，纵使铁鞋难破踏，到手不为难。」

清初小说家吴敬梓（1701-1754）笔下的范进，五十四岁才中举人，听闻消息，竟然一跤跌倒，喜极而疯，这固然是小说家的夸张笔法，但多少也反应了读书人的殷殷期盼。

睡觉浪费时间，熬夜读书拼考试！

科举的实施，似乎也深刻地影响了士子的生活作息，宋代的程朱理学家们总是想把握时间读书，对于睡觉有着不得不睡的抗拒态度，希望能晚睡早起，他们认为不让自己多睡点，正是「存天理，去人欲」的一种实践。

而明朝将程朱理学视为正统，所以明代初期也维持这样的基调，士人们牺牲睡眠，点着蜡烛在夜间读书到一、二更，似乎是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朱元璋还曾褒奖一位为了读书而少睡的学者焦伯诚。

到了明代中期，读书人便有愈来愈晚就寝，甚至通宵读书的倾向，一方面是因为工商业较为发达，百姓们白天务农后，晚上还可以从事手工业，所以认为到了三更（子时，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才真正算晚；另一方面，因为参加科举的人愈来愈多，录取的机率相对变低，压力也就愈来愈大，自然更想拼命读书了。谢肇浙曾在笔记中写道：

晚上读书不可以超过子时，因为那是血液回归心脏的时刻，一旦不睡觉，会因为血液损耗而生病。我看到有人辛勤地读书，甚至整夜不睡觉而导致吐血，都觉得可笑。古代的人读书是为了明白儒家的义理，后来的人读书也是为了求得知识，现在的人读书不过是为了科举，身体反而因此受到伤害，难道不是件奇怪的事吗？《庄子》里面有一则故事说：「有两个奴仆外出放羊，最后羊都溜光了。问他们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一个趁机在看书，而另一个在游戏。」虽然做的事情不同，却导致相同的结果，说的就是这种状况吧！

可见明代中期为了科举而读书至三更以后的人不在少数，所以谢肇浙借《庄子》的寓言，感叹一样都是读书，古人不伤身，明代的读书人却因此赔了身体健康。

但不是所有熬夜的读书人都是为了举业，明代后期流行「阳明学」，学者们自有一套养身的理论，他们认为做事只要顺着良知就可以了，对睡眠抱持着较为随性的态度。

至于一些本来就不把举业当作目标的读书人，也就没有那种非得与睡眠抗争的焦虑感了，夜间要读书或事从事各种娱乐活动，随意改变睡眠习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生活情趣。纨绔子弟的日常作息，经常是鸡鸣就寝，日中始醒。有一位名为莫是龙的书画家，也偏好在夜晚创作艺术。

熬夜苦读也好，顺应良知也罢！从童蒙教育到官学教育，学子肩负家族与师长的期许，费尽心血究竟是结出硕果，抑或化为泡影，全凭他在科场上的表现了。那么科举究竟要考些什么呢？

科举不只考文科，还要考射箭骑马？

洪武三年八月初九第一次在各行省举办乡试，三天考一场，共考三场，考试的科目改良自前朝的科举制度，第一场考两道四书的义理，及一道本经的义理；第二场考一道议论，第三场考一道时务策。

通过笔试的士子，十天后还要面试，即测验「五事」，观察骑马是否敏捷、射箭是否准确、书法是否端正、算术是否精通、判案是否公道。洪武十七年，复办科举后，还是维持着三场分别测验义理、议论、策问的形式，只是每场的题目道数略为增加，最大的不同是废除了术科项目，使士子准备的重心集中在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上。

乡试高中者，称为「举人」，次年二月至京师参加会试，考试的内容与乡试相同。又中式者，称为「贡士」，但几乎已等同取得进士资格了，会有这种待遇，还要从宋代说起。宋代有一位名为张元的考生，因廷试下第，竟投奔西夏，成为宋朝大患。为避免再有优秀的人才埋没，宋朝改变了廷试的淘汰制度，除触犯皇帝名讳、文理不通者，基本上不黜落考生，只重新拟定名次。

明代也依循着这样的传统，只有少数的考生通过会试后未参与廷试，而不能成为进士。此种情况称为「告殿」，可能的因素有罹患疾病、奔丧、躲避政敌等，仍可在之后的廷试进行补试。三月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廷试，只考一道策问，重新排定贡士的名次。直至大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科举才恢复了几道术科项目，崇祯十三年，思宗朱由检决定测验跑步射箭、骑马射箭两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