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眉军与刘秀的反攻：对更始政权的影响

两汉之际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在此期间，政权林立、更迭频繁，政权与社会相互影响。西汉末年社会矛盾丛生，王莽改制的失败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社会陷入混乱之中。

社会中的农民、刘氏宗族、地方豪族和士人等各种社会势力都纷纷选择建立政权或者归附于某些政权，他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和行动来改变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以达成治乱安世的政治抱负。而这些政权、势力之间频繁的攻伐与降叛，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对当时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进行了重新的整合。

从地皇四年（公元23年）刘玄称帝到更始三年（公元25年）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出逃直至被杀，更始政权仅存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宄其根源，所因非一。

关于更始政权的灭亡原因，事实上共有三方面的因素。三者共同的作用力下，才推动这两者之间的转变。

首先来看赤眉反攻更始关于这一点，王夫之说：“赤眉帅樊崇将渠帅二十余人入见，安危存亡之大机也；于此失之，而更始之亡决矣。”

张启琛在《更始政权评析》中都认为更始政权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未妥善安置归降的赤眉军，更始政权定都洛阳后，刘玄遣使招降赤眉军，樊崇等也率众来降，但是更始政权并未妥善安置归降的赤眉将领，对他们的封赏也是口惠而实不至。

因此才导致赤眉军重返故地，立即调转矛头，反攻更始政权，他们趁着更始政权迁都长安之机，进攻更始政权南阳大本营，进而进取关中地区，最终推翻了更始政权。

此外，更始政权招抚赤眉之际已严重失策。在赤眉与更始公开决裂后，又未采取或战或抚的措施加以挽救，再一次丧失良机，最终导致其灭亡。

其次，灭王郎后，刘秀叛变及进攻，使更始无力与赤眉决战。

在《王郎垮台与更始灭亡要因发覆》的文章里，都把刘秀贰于更始并进攻视为最主要原因。

他们认为更始政权表面上虽被赤眉所灭，其实刘秀贰于更始并反攻更始才是其灭亡最主要的原因。

公元25年11月，刘秀被派去徇河北，这样就使刘秀摆脱了更始帝的直接控制，尤其是在消灭王郎政权之后，刘秀拒不接受萧王的委任，并杀死更始将领谢躬等人。接收了更始政权在河北的诸多势力，平定了铜马等河北义军，他立足河北，从此独树一帜，建立政权，反攻更始。

１．农民军本身横征暴敛与腐化

农民战争史的诸多著作中，多将更始政权灭亡的最关键原因归结于农民军本身的横征暴敛与腐化。

他们认为更始政权内部的绿林军和以往的农民军一样，在取得胜利后，纪律松散，奢侈腐化，纵横暴掠，尤其是在定都长安以后，他们“纵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劫掠的情况，甚为严重，“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

抛开后世作史中的夸张成分，这些史料也确实从客观上反映了更始集团横征暴敛与腐朽的本质，长此以往，终使长安和洛阳一带的百姓大失所望，以致，“关中离心、四方怨叛”。

在我看来，农民军本身的横征暴敛与腐化确实是导致更始政权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但绝非最关键的原因，因为横征暴敛带来的影响就是“关中离心”。然而，最终直接推翻更始政权的并不是关中百姓，因此不能将之归结为最关键的原因，它只能是起到加速其灭亡的作用。

２．内部分裂与残杀

朱大昀等秦汉农民战争史著作中认为更始政权灭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更始政权的内讧削弱了其实力，并最终加速了其灭亡。

面临长安即将被攻破的局势，张印、王匡等更始将领在应对策略上与更始帝刘玄产生分歧，并图谋劫持更始帝，事情败露，结果参与叛乱的更始诸将，一部分被杀，另一部分倒戈赤眉并带领赤眉军反攻长安，既削弱了自身的实力，又增强了敌方的力量，最终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

对于以上观点，我也比较为认同，更始政权内部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政权建立之初立帝之争时就己初现端倪，但是碍于当时反莽的共同战略目标，矛盾并未真正爆发。

在反莽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更始政权内部农民军和宗室的矛盾就日益突出，最终导致三王之乱，酿成大祸，削弱了政权内部凝聚力和实力。因此，更始政权内部的分裂与残杀加速了其灭亡。

3．定都长安而非洛阳

关于定都长安还是洛阳，在更始政权内部也引起过争议，更始诸将皆山东人，咸劝留洛阳，而郑兴则力劝更始迁都长安。

早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就将更始政权的灭亡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上文提到的未正确处理与赤眉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点就是定都长安，如史书记载“乃若更始之亡也，则舍洛阳而西都长安也”。

张启琛在《更始政权评析》中也大体持此观点并且从军事战略角度深入解释了称其为失误的原因，他指出在推翻王莽政权之后，全国虽然存在存在不同形式的地方势力，但是对更始政权威胁最大的还是赤眉军，而赤眉军的根据地在关东，因此定都洛阳更易控制赤眉军。

他认为郑兴等仅从政治角度考虑迁都长安的政治影响是片面的，不足为取。

综上所述，我认为，从外部因素来看，赤眉降而复叛并进攻更始和刘秀贰于更始并反攻更始是政权灭亡的直接原因，因为正是在二者的直接进攻下导致其灭亡。从内部因素来看，政权内部矛盾及残杀，加之后期的腐败等加速了它的灭亡。

然而，宄其根源，更始政权之速亡，主要是由内因所致，是由自食其果。因为外部的攻击也是由于更始政权内部决策失误所引起，它既未处理好与赤眉的关系又误派刘秀徇河北，终致二者反攻更始。

从内因来看，其最根本的因素是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集权制度，对中央和地方的控制力都极其微弱。更始政权虽然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行政体制，但是实际上并未真正实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非常分散且混乱。

在中央，更始帝大权旁落，被迫自我麻醉，对地方的控制也微乎其微。当时更始政权控制的郡国大都是遣使招降，并未真正建立起中央对地方的实际控制，统治极其松散，以致诸将都擅命地方。

例如，刘秀平定河北之时，镇守洛阳的朱鲔擅自发兵袭击刘秀，这完全是出自朱鲔一人之意，并未得到上级的授权任命。这与刘秀东汉政权不可同日而语，刘秀在平定公孙述政权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公孙述对远在西南地区的吴汉、岑彭等将领还能通过书信方式指导作战方针，可见东汉中央对地方及将领有绝对的控制。

总之，更始政权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集权制度，统治缺乏稳定性，中央和地方势力随时可以起来与更始政权抗衡，这是其灭亡的最根本原因。

更始政权是两汉之际复兴汉室的第一个刘氏政权，是一个短暂却具有典型意义的政权，它虽然存在的时间不到三年，但是对后续的东汉政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更始政权为东汉王朝建立、统治奠定民意基础并提供教训。更始政权和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都是以“汉”室为号，他们都是顺应“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而建立发展起来的，这股“人心思汉”的思潮是由王莽苛政而起，并反映出人们的生存状态，他们极其渴望安定的生活，于是首先将希望寄托在以“反莽复汉”为旗号的更始政权身上。

鉴于更始政权诸将横征暴敛和统治松散以致失败的教训，东汉政权推行不同于更始政权的政策。如刘秀在建立王朝前后都禁止掳掠、争取民心，加强中央集权，在百姓面前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从而为自己赢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