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如何实现从谏如流、亲贤臣远小人的

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贞观年间，在隋末废墟上崛起的大唐王朝体现出一副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对内政治清明、经济复苏、社会安定，短短几年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对外积极开拓、四面出击，以最小的代价，将周边游牧民族牢牢压制。

不可否认的是，大唐的巅峰当属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但贞观年间，唐王朝政治之清明、社会之和谐、向心力之强，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实属少见；李世民君臣紧密协作，大唐政府的内外政策从未出现过大的失误，这在权力垄断的封建时代堪称奇迹。

那么，面对绝对的权力诱惑，李世民是如何做到从谏如流、“亲贤臣远小人”的呢？

简而言之：吸取隋朝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是精神动力；制度的创新，则是现实保证。被玩出了新花样的古老谏官制度，为魏征这样的谏官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服务于封建王权的古老谏官制度

从秦汉两朝起，结合秦国变法实践打造起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标准政体。这种体系下，国家全部大权悉数集于帝王一身，保证了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既为维护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提供了制度支持，也方便集中力量办大事，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但权力的过于集中，风险也很明显：方向正确的独断专行，诚然可以摆脱各方面的阻碍办成大事；反之，则会对统治阶级自身以及整个王朝利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因此，为了减少负面情况的出现，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了一些列的举措，来补正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权带来的负面效应。其中，谏官制度成了最主要的选择。“谏官”也被称作“谏臣”，是指专门规谏君主过错的官员/臣子。

不过谏官的出现，并不是秦朝首创，可以往上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设立的大谏、晋国的中大夫、赵国的左右司过、楚国的左徒，都可以被视为谏官。

然而秦朝是首次以正式官职的形式将谏官制度确立下来，并为后世提供了参考依据；汉随秦制，完整沿用了这一官职，到了东汉时期，由于赋予了谏官议政职能，正式对其改名为谏议大夫；三国时期，对这一官职也进行了保留。

到了两晋及南朝阶段，谏议大夫这一名称被取消，其职能被侍中、散骑常侍等职务承担。令人意外的是，少数民族色彩浓厚的北朝反而完整继承了汉代的“谏议大夫”官职。

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创新的时代，公元581年杨坚代隋之初，就根据崔仲方的建议改革官制，设置了尚书、门下等五省，这就是三省六部制的雏形。其中，门下省设侍中（为避杨坚父亲杨忠名讳改为“纳言”）、尚书省设散骑常侍，两者的职能一样：谏官。

谏官一职自出现之日起，就不断涌现出许多帝王虚心纳谏的佳话。但所谓“谄谀易合，正直难亲”，并不是每个帝王都愿意听取不同意见，由于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而导致人亡政息的案例比比皆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隋炀帝杨广。

“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谏官的缺位，见证了隋朝的二世而亡

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朕即位以来，每虚心求谏

公元619年，在朝廷考核群臣后举行宴会时，唐高祖李渊对裴寂等人说出了上面这番话，希望以此鼓励群臣对他大胆提意见。

这个评价相当精准。隋王朝的灭亡，源于国力被消耗殆尽，这一点为史学家所公认。短短数年中，雄心壮志的杨广同时推行了经营西域、营造东都、修建长城、开挖大运河、三征高句丽等宏大行动，把他父亲积累下来的殷实家底消耗殆尽，最终民不聊生、众叛亲离。

问题来了，隋朝也有谏官，对于隋炀帝如此急功近利的做法，他们没提意见吗？

确实有人提了，而且还不止一次，但杨广压根不是能听谏言的人。为啥？因为他觉得自己太聪明了。

若给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依据智商排个名，杨广应当能位居前三，但其副作用就是过于刚愎自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孔颖达曾这样对李世民说：

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虽然点名是指谁，但结合上下语境，这就是在指杨广。耿直的魏征则更是毫不遮掩的点名道姓：

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才，骄矜自用......曾不知以至覆亡也。

李世民则感慨的表示：“前事不忘，吾属之师也”。

你可能认为这是唐代人对他的抹黑，那么我们看看杨广自己说的话。公元613年，在平定杨玄感叛乱后，他得意洋洋的对虞世南说：

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

意思是说，他非常讨厌人进谏，那些达官显贵进言，无非是想以此求名而已，自己绝不容忍；至于地位卑下之人，自己也许还能稍微宽容一些，但也决不会让这些人有出头之日。

这番赤裸裸的言论让人不寒而栗，杨广也由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排斥谏官的帝王之一。然而，在传统儒家道德的激励下，目睹因他的好大喜功将政权带入万劫不复之地，不少忠直之臣还是勇敢的进言，不过都没什么好下场：

公元607年，上任不久的杨广在短期内屡屡祭出大手笔，比如组织百万民夫修长城、大张旗鼓往北出游、组织人手收集整理天下的散乐百戏等，当初协助杨坚创造开皇之治的高颎、贺若弼等人提出异议，被杨广以“诽谤朝政”为名诛杀；

公元610年，有感于“劳役繁多，百姓疲敝”，御史大夫张衡请杨广“稍加抑损”，结果被贬为平民，不久后被杀；

公元612年，杨广征兵百万东征高句丽，耿询“上书切谏”，令隋炀帝大怒，几乎将其斩首；

公元614年，杨广准备再度出游，庾质建议他暂时坐镇关中，安抚疲敝的百姓，过三五年再行出巡，结果直接被关进大牢而死；

公元616年，当时天下狼烟四起，隋王朝实际上已摇摇欲坠，杨广却准备再次前往江都查看新龙舟。当时几乎所有朝臣都持反对意见，杨广杀鸡儆猴，当众虐杀了极力劝谏自己的任宗、崔民象后，满朝文武再也无人敢提意见。然而，杨广这次出行有去无回，成了自己的绝唱。

类似的案例，史书记录不胜枚举。可以说，大隋王朝的灭亡，与隋炀帝拒不纳谏脱不了干系。

而目睹这一过程的李渊与李世民父子，对此可谓记忆深刻，大唐建立后，父子俩接力，建立了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成熟完备的谏官体系。

初唐建立起最系统、有新意的谏官制度

我们常说，大唐盛世是建立在隋王朝成果的基础上的。事实确实如此，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开创新的制度，正是起源于隋朝；修整大运河、对高句丽不灭不休等内外政策，唐代也延续了隋朝的一贯作风。而往往被我们忽视的是，唐朝吸取了强生大隋二世而亡的教训，建立起了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系统的谏官制度：

唐朝的谏官，大多分布在门下省和中书省。其中，门下省有给事中、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补阙、左拾遗、起居郎；中书省有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

根据《旧唐书·职官》，我们看看这些官员的品级：

散骑常侍，正第三品；给事中，正第五品上阶；谏议大夫，正第五品上阶；起居郎，从第六品上阶；左右补阙，从第七品上阶；左右拾遗，从第八品上阶。

与过去历代不同，唐代的专业谏官不再限定于某一个职位，而是涵盖了朝廷中官员体系的各个品级，形成了上规模的谏官群体。同时，对于他们的工作方式，朝廷甚至也拟定了工作方法，以魏征担任的谏议大夫为例：

谏议大夫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凡谏有五：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规谏，四曰致谏，五曰直谏。

顾名思义，这五种工作方式的意思大致如下：

讽谏，以婉转的方式劝谏，比如引用典故、借古讽今；顺谏，用恭顺的语言、听起来顺耳心；规谏，这个要求看准时机，不能无视场合张口就来；致谏，看起来像是用正正式式的方式上递谏言；直谏，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当面直接开火，有啥说啥，毫无顾忌，咱们最为熟悉的魏征最喜欢用这种方式。

人员是安排好了，工作套路也框定完毕，那么如何保证谏官的工作能正常开展？若仅靠帝王的个人觉悟，那太容易被人左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世民在即位后，开创性的提出了一种新制度。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上任不久的李世民于正月下达了第一道诏书：

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中书、门下两省以及其他三品以上官员觐见皇帝商议朝政时，必须让谏官如影随形，有任何过失当场毫不留情的指正。通过这种办法，帝王很难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个人的喜好等因素被臣子误导，大臣也因为身旁有人监视而不得不知无不言、言无不真，“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

（插句题外话：这一政令颁布的时机，体现出李世民已经过了长时期的深思熟虑，也侧面证明他对掌握国家大权已早有准备，玄武门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

整个贞观年间，大唐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对内恢复秩序、促进生产、完善制度，对外常年征战、消除外敌，朝廷在这期间政令发布空前频繁。但无论哪方面，李世民的决策从未出现过重大失误。充分保证谏官职能的实现，鞭策帝王与百官不断向前，起了关键的作用。

但在封建专制王权下，这种貌似完美的制度同样很脆弱。

封建皇权意志的衍生品，成也帝王、败也帝王

事实证明，初唐的谏官制度很有效，毫不留情面的魏征，被李世民视为镜子，二者之间的互动，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治国佳话；李世民与臣子之间的关系，也被公认为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楷模。但这一制度的执行，有一个关键的前提：帝王本身愿意。

在中央集权制度下，一切权力皆出自帝王，可以说没有任何监督约束机制。开明的君主为了维护统治，诚然能突破个人喜好，推行利国利民利政的政策；但若君主由于能力有限，或者被人误导、蒙蔽，或者别有用心，再好的制度，也无法落实。李世民之后，大唐谏官制度就步入了这种命运。

唐高宗即位后，武则天的亲信李义府、许敬宗先后主政，为了专权与私利，李世民在公元626年发布的上述政令逐渐被废除；在褚遂良、韩瑗因言被杀后，谏官们噤若寒蝉。公元665年，唐高宗李治甚至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上语及隋炀帝，谓侍臣曰：“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勣对曰：“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

不得不说，李世勣打仗的水平一流，溜须拍马、睁眼说瞎话的官场之道也玩的很溜。

直到公元682年，在唐高宗去世的前两年，他终于听到了进谏：在封禅泰山后，他计划封遍五岳，被监察御史李善感以耗财费力、天下失望为由劝阻。唐高宗虽没接受，但由于首次听到劝谏，反而和颜悦色的加以解释。这可是二十多年来首次有人进谏，天下人喜出望外，称李善感的这一壮举是“凤鸣朝阳”。

李治死后，武则天当政期间，唐朝的谏官制度更是变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笑柄，在让人闻之色变的大狱和酷吏威压下，人人自忧、朝不保夕，负责劝谏君主职能的谏官们为了生存，完全抛弃了自己的操守；他们顺应武则天的喜好，互相监视、诬告、弹劾，贞观年间的清明政治风气荡然无存。

励精图治的唐玄宗登位后，谏官终于再次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宰相宋璟执政期间，恢复了贞观旧制，重臣进奏时，谏官、史官必须同行。依靠君明臣贤，政坛清朗的开元盛世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

不过好景不长，在李隆基当政后期，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专权后，大唐的谏官制度再次迎来了新的黑暗期；加上后期的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谏官群体再也未能成为促进政治的重要角色，并眼睁睁的看着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唐走向灭亡。

笔者认为，以谏官制度为代表，初唐的政治制度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治理的巅峰，在维护大一统、保持积极向上的开拓进取精神之间，达成了和谐的统一。但这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高度垄断的封建皇权带来的弊端。中国历史上盛世的创造，基本上靠的是英明的帝王，可持续机制的缺乏，决定了封建社会难以突破发展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