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了276年的大明朝为何就此陨落

引言

除了政治危机和国库的悲剧性亏空之外，从1627年起又增加了女真人对蒙古和辽宁地区的侵扰，以及人民起义的威胁。起义者的发展可能最终导致了该王朝的崩溃。

从1627~1628年起，连续干旱造成了一连数年歉收，从而在陕西的农民阶级中，以及在该省那给养不足的北方的军队中引起了哗变。动乱迅速地扩大到山西、渭水流域和四川。政府在开辟财源的同时，于1629年决定遣散被派去守护驿站的部分军队，而这项措施又在帝国的西北煽动起了新的起义。

1636年左右，中原、北部和西北诸布政司都摆脱了北京的控制，各反叛首领不但与皇家军队作战，而且彼此之间也在互起冲突。最后有两位首领得以立足并消灭了其对手：李自成，原是一名羊倌，后来进入驿站而成为驿卒，他占据并统治了整个中国北方；张献忠（1606~1646年），原为延安籍的一名士兵，他控制了长江流域和四川。

从1640年起，李自成获得了一种稳定的地位。他把两名旧“举人”（在乡试中得中者）李岩和牛金星争取到了自己一边，他们为他带来了吉兆，并且直到最后仍为其出谋划策。1644年农历正月，李自成自立为大顺王，并建立了一个正规的政权。他当时拥有步兵40万和骑兵60万。三个月之后，他进入了北京，而崇祯皇帝在那里自缢于皇宫以北的煤山。此时，统率已撤退到河北与辽宁之间的山海关，以抵御满族军队的王师吴三桂将军，便与后来的人侵者相勾结，并向首都进军。

李自成从那里逃回西安，并于1645年在西安称帝。他后来继续沿着襄阳、武昌、岳阳向南撤退。最后他撤退到了湖南西南部的一座小城，在那里为两位农民所杀。农民们将其首级奉献给了追捕他的军队的指挥官。其侄李过出于孝道而用一颗草头补全其身，再葬之于罗公山脚下。当李自成在中国北方扩大其帝国的时候，张献忠则占据了江西、湖南、广东和广西的北部。就在李自成于西安称帝的同一年，张献忠也在成都自称为王。其军队于1646年被清军击溃，他本人也在其京都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被杀。

虽然李自成和张献忠两人起义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现政权，但他们的性质却不尽相同。李自成依靠的是在中国北方的人数较多的小地主阶级和没有财产的知识分子。他占据了地盘并建立了政权。张献忠相反，却活动在大地主地区，依靠着民间苦难最深的阶层，并以恐怖进行统治。富裕地主、贵族和皇家官吏均被其杀害；张献忠因其对豪华的仇恨而毁坏了全部财富。他解放了所有那些因其经济地位而沦落至附庸地位的人，并创设了一支女兵（婆姨军）。大家可以理解四川的富户对他怀有的仇恨，他们在清军到达时建立了一些反动的民团，以支持入侵者。张献忠与入侵者作战两载，于1646年战死。

他的一位名叫李定国的部将，又转入云南，在那里坚持抗清直到1662年左右。满族的威胁在清兵入侵前夕的明帝国的形势，解释了满族人何以未费吹灰之力，就能入主中原，并在那里夺取了政权。一切都对满族人有利－全面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经济的崩溃、由于皇帝的自杀而使中央政府的恐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保卫京师而驻扎在河北的军队软弱无力、中原人的分裂以及入侵者在部分民众中找到了共谋者。

在上层社会中，许多人都更愿意与外部的敌农结成一种他们希望是权宜的联盟，以期战胜农民起义。某些人甚至长期以来，一直与中国的未来征服者保持着接触，准备与之合作。吴三桂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的例证，正如明军的另一位将军洪承畴（1593~1663年）的经历所证明的那样。洪氏曾于1634~1638年间积极地参与了镇，压李自成义军的战争，后于1639年应召保卫京都以抵御女真人的威胁。他于1642年被俘，归附于满族人的旗帜之下。

从战略观点来看，满族人的主要胜利是在1621年夺取沈阳（盛京）和辽阳、1642年夺取直到山海关的满洲这两件事之间，才获得的。事实上，明帝国在东北的防御体系是由河北、辽宁和山东（辽东半岛和山东的北海岸可以借24小时的海路联系起来）三个布政司组成的。与朝鲜的结盟有助于该地区的安全。但这些防御体系很脆弱，因为在满洲平原上没有任何天然屏障，而山海关又是河北与辽宁之间的唯一一条通道。为了弥补缺乏天然屏障的不足，明王朝在从鸭绿江的出海口西部到北京以北300公里处的开平之间，设置了一道防线，而另外一条防线则从山海关到吉林。

这些“柳条边”是由为阻止女真骑兵所挖的壕沟和所栽的柳条篱笆组成的。这类防御的失败以及辽河流域的被占领，把北京置于入侵者的直接威胁之下了。明代的文化生活人们无法对一个开始于中世纪末，结束于路易十四登基之时的特别漫长时代，作出全面的判断。方法上的错误和无知，有时会导致抨击这个时代，把它看成一个文化贫乏、在艺术和文学领域中缺乏独立精神的模仿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最后阶段，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代。它经历了小说文学的奇特发展、在语言训话方面的学术考据的开端、思想新方向的开始、对实学知识的新兴趣，以及自由和新奇的思想。

这后一阶段的新生事物，可能在清代一直延伸到17和18世纪。但在这个漫长朝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专制主义和正统的有害影响互相配合，窒息着思想的自由发展。正统派和独立派这个时代的最大荣耀，便是15世纪初叶奉钦命编纂的一部卷帙浩繁的各种著作的文集，它以《永乐大典》之名著称。这项工程开始于1403年，四年之后始告结束，其中共包括22877卷书。虽然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大经心，但该丛书仍显得极其宝贵，它被18世纪末曾题名为《四库全书》的另外一大套丛书的编纂者们使用过。

《永乐大典》的一部稿本确定于1772年由翰林院获得。这部独一无二稿本的绝大部分，可能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于北京从事抢劫和放火焚烧的时候，被烧毁了。其剩余部分已失散，今天残存的远不到最早稿本所包括的11095册中的60册。在刊行出版和文献汇编的领域中，中央政权的事业是一个似乎特别平淡无时代的最重要事件。在哲学领域中，他们仿效蒙古人于1313年的做法，从1384年恢复科举时，便采纳了理学为正统的这种学术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