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英宗被俘后的牺牲品

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紫禁城里突发一起血案。锦衣卫指挥使马顺等三人，被参加朝会的文官们打死。事后行凶的众官员不仅无罪，还以“直、勇”名动天下。是马顺恶贯满盈，活该被官员们私刑殴杀么？

事情的前因是八月十五日，明英宗在土木堡遭遇惨败。不仅二十多万大军、数百随军勋贵大臣灰飞烟灭，英宗本人也成了蒙古人的俘虏。消息传回京师，亡国的阴云迅速笼罩在朝野内外，沉重的压力也涌上朝堂官员们的心头。

二十三日朝会时，重压让朝臣开始失去冷静。部分官员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陈镒的领衔下，突然要求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下旨，抄灭太监王振全族。不管马顺是不是恶贯满盈，至少官员们一开始并未针对他。

对于大臣提出的极刑要求，朱祁钰并未接受，只是回复“择时改议”。陈镒等人不同意开始吵闹，高声哭诉王振的罪行，这进一步诱发了在场官员们的情绪，他们纷纷开始附和响应。朱祁钰只得改令锦衣卫先行查抄王振家属，并要求散朝。

结果群臣拒不散去，还拦住欲离开的朱祁钰并要求他改令。这时锦衣卫指挥使马顺站了出来，厉声喝斥并想逐退百官。锦衣指挥马顺者，振党也，厉声叱言者去。竑愤怒，奋臂起，捽顺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且骂且啮其面，众共击之，立毙，朝班大乱。《明史·列传第六十五》

此举让压抑已久的群臣彻底失去了理智，在户科给事中王竑的带领下一拥而上打死了马顺。然后又逼朱祁钰和金英（司礼监秉笔太监）交出王振的死党，宦官毛贵和王长随，并将两人一并打死在现场。

最后在于谦的劝说下，朱祁钰当场宣谕“顺等罪当死，勿论”，混乱不堪的朝会、激愤紧张的群臣才平息下来。

有些人觉得马顺是作死的典范。原本没他什么事儿，自己要跳出来耍威风，结果白白送了命。有这种想法的人，基本都忽略了马顺的另一个职务– 锦衣卫堂上官。

锦衣卫堂上官虽然没什么实际职权，但不是锦衣卫的元老或实权人物，是获取不到这个官职的。在明朝但凡皇帝有召见臣属的政务活动，锦衣卫堂上官都要陪侍左右。一是作为仪卫彰显皇帝威严，二是监督群臣言行，防止官员们冒犯、冲撞皇帝。

所以群臣围堵代皇帝临朝的朱祁钰时，马顺呵斥驱逐官员就不是在耍什么威风，而是在履行他的职责。

既然马顺是在履行本职，那么现场的锦衣卫们为啥不救他？

不是马顺人缘差导致锦衣卫们袖手旁观，主因也不是朱祁钰不下令造成的“秦王绕柱”。而是一个比较搞笑的原因，锦衣卫没有相关预案，更别说针对性的演练了，换句话说就是没反应过来。

因为从未考虑过官员在朝会时行凶，所以锦衣卫参加朝会的训练、安排都是侧重仪仗（佩刀都是专门的仪刀“绣春刀”）。而且日常朝会不像大礼朝会（登基、册封皇后或太子、三大节等）那样注重营造气氛，所以参会的锦衣卫人数也很少，二十个左右。

当数百官员突然发难时，现场没有训练过的锦衣卫（想想现在警察为什么要做专门的防群暴训练），根本应对不过来。短时间内别说制止群臣，挤到马顺跟前都不可能。所以不是现场的锦衣卫们不帮马顺，他们是有心无力，只能眼睁睁看着马顺被殴死。

这也是马顺死得最冤的地方，“留给”他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于谦后续的行为也可以旁证这一点。

于谦后面劝谏朱祁钰宣谕群臣无罪，其实选择的时间点对他个人来说并不好。在群臣刚殴死三人还情绪激愤时提要求，很容易就被扣“挟君、逼宫”的帽子。但若不开口，他的一众同僚就危险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围的锦衣卫、宫廷侍卫们已经反应过来了，“卫卒声汹汹”。

也有一些人觉得，是朱祁钰的不作为激怒了官员们，进而坑死了马顺。这种观点其实也忽视了朱祁钰的一个身份“代理”。

虽然明英宗御驾亲征前，已命朱祁钰留守监国。理论上朱祁钰是可以自主决定各项政务甚至国策的。但是这种理论上的权柄，皇太子监国时都不敢当真，朱祁钰作为一个身份敏感的亲王，怎么敢实操？

所以朱祁钰在明英宗被俘前一直在做泥菩萨，只摆样子不开口。日常各项政务经通政司整理分类后，可依章办理的直接转六部处理，其它则由内阁票拟后再送英宗批复。而英宗被俘后，朱祁钰在大事上就更不敢自己拍板了。

万一皇帝回来，会怎么看他？宫中的孙太后，会怎么看他？他回复群臣“择时改议”并不是想捣糨糊，而是想去后宫请示孙太后。

朝堂的官员们其实很清楚朱祁钰的尴尬，只是突然而至的重压让情绪不受理智的控制。不然官员们最该考虑得不是灭王振全族，而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如果群臣够理智，新君登基大概率也不会处死马顺。这一点不是没证据，后面朱祁钰登基后并没有血洗王振一党。

换句话说，马顺成了一个临时出气筒，用自己的命为官员们的情绪买了单，死得有些冤。最后来聊聊，围殴马顺的众官员是不是称得上“直”或“勇”。

首先，上纲上线的说，这些官员在挖明朝的墙角、拉低明朝的底线。

律法是一个皇朝的根基之一，无令无旨就殴杀朝堂官员，不是霸气和威武，而是在破坏朝廷的威权。

此后官员集结到宫门处哭闹，逼迫皇帝按他们的意愿出旨，成为明朝的常态。皇帝要么咬牙退让日后再报复，要么就是斯文扫地，扒光官员们的裤子伺候-- 廷杖。这是让明朝更有脸面，还是让明朝的脸皮更厚？

受此影响，七十多年后，因礼仪上的意见不合，翰林院修撰杨慎就敢和一众官员在左顺门伏杀张璁和桂萼（未遂）。这是国家百五十年养出的“士”，还是黑社会？

后面杨慎又带领一众官员齐聚宫门声嘶力竭的哭闹，最终致上百官员一起光屁股挨揍。这是明朝的高光时刻，还是大损皇朝颜面的闹剧？

其次，围殴马顺的大部分官员和“勇”扯不上边，只是欺软怕硬。

这一点，礼部右侍郎李实和明英宗做过真实的演绎。景泰元年，李实奉命出使瓦剌。在探望英宗时，李实“直且勇”，当面怒斥英宗宠信王振害国害己。英宗没有辩解，但吐槽“王振无事之时，人皆不说”。

没有参与围殴的于谦，为保护这些“直勇”之臣，不惜主动背负因果。但于谦受难时，他们不落井下石已属优良。更讽刺的是，夺门复位后英宗给王振立碑建祠。那些“直勇”之臣，不仅没一个出面反对，还有一些主动站出来附和。

所以导致马顺殒命的“午门血案”，并不是明朝值得夸耀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