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期待“登科”的儿童

本文转自：温州日报

清末民国五子登科版画

看图说画

方长山

每每路过小学门口，车堵车，人轧人。前头大人背着书包，后边小孩跟随，交警协警拦车子吹哨子，轮值家长指挥斑马线，不由得令我想起“五子登科”民俗图像。

“五子登科”衍生于五代窦禹钧（窦燕山）典故。窦历事六朝，尽享人间富贵，生子五人，各有仕绩，但是本人并未列入五代史传，仅附见于《宋史》窦仪传。大半个世纪之后，范仲淹应窦氏后人请求撰写了《窦谏议录》，开篇援引冯道的赞诗“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正文罗列窦氏善行种种。曾慥《类说》、谢维新《古今事类备要前集》都记载了冯道赠诗，借以提点窦氏故实，颇示欣羡之意。王应麟《三字经》“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句，至今为幼教传诵。

《窦谏议录》为后世演绎窦氏故事提供了素材。明代以该题材编撰的剧本至少有《全德记》《阴德记》《五桂记》三部，内容各有侧重。地方流传则见于湘剧、常德高腔、湖口高腔、柳子戏、京剧、滇剧、川剧等。《五子登科》作为传统剧目广泛传演于民间，类似现在的贺岁片，如《醒世姻缘传》的落魄秀才狄希陈纳了贡士宴客，首席老秀才点了《五子登科记》为其庆贺，大吹大擂闹了一天。可见该剧于科举社会之应景。

戏剧的副产品是艺术品。明清之后，“五子登科”题材的民俗图案广泛分布于门神、瓷器、紫砂壶、绣品、字画、砖雕、床具、花钱、铜镜、纸马、钟表等载体上，如民国之前苏州桃花坞、北寺塔、玄妙观形成年画交易市场，多有店铺自产自销，也有游贩从画铺批发年画下乡叫卖，俗称“唱年画”。游贩每到一处村镇，年画就地摊放油纸上，开唱叫卖，如画贩钱杏生《五子夺魁》唱词：“胖阿大，胖阿二，吃饭吃勒三斗米，走路走仔三千里，跌仔跟斗爬勿起。卖画画格人养勿起，三个铜板卖脱俚。买转去，人人全欢喜，个个全中意。”若此传播“五子登科”到乡村的每个角落。

在众多的载体之上，大致可见四种类型的“五子登科”图样。一种吉祥图案为后排窦燕山捧笏中立，前排大子窦仪居中高举官帽或者官印，余四子趋中靠拢；又如后排红脸天官（窦燕山）居中左右怀抱二童子，童子分持琉璃灯及莲花，前排大儿持官印及如意，余二子一持手戟，一持笏板；或后排天官居中，前排大儿举盔，余者作势抢夺；或天官居中一手捧笏，一手抱小儿，后排相随一儿扶琉璃灯，前排三子并列。该图式似主要体现《全德记》的意思。

第二种以五子为主角，如“五子夺魁”年画长子居中高举官帽，余四子环绕或者半环圈作势夺帽；或南方“踏步床”的床额中间部分“五子登科”图像，大子窦仪居中一手持戟，一手持官帽（盔），示意招引炫耀，余四子围拢抢夺盔（官帽）、戟；或“五子夺莲”杨柳青年画中大子举莲藕，一脚踏另一子膝盖示意“阶级”，余者或作势抢夺或抱莲藕而走；或“洪福齐天五子登科”年画大子居中骑麒麟右手持莲花左手抱如意，余者前后相随；或大子居中捧梅瓶，身后一子持扇，前排三子各捧吉祥物。该类图式强调“夺”字，以动态为主。

第三种为借喻形式的“教五子”“五子登科”图案。草堆里或鸡窠上一只公鸡居中打鸣，五只雏鸡围绕觅食。“叫”谐音“教”，“窠”谐音“科”，“冠”谐音“官”。鸡有文、武、勇、仁、信五德，五子亦有五德之意。

第四种为“五子登科”文字图案，主要见于花钱、铜镜等。除了“五子登科”四字吉语，还有“五子登科福寿双全”“五子登科状元及第”等八字吉语。由于花钱、铜镜面积小，且经浇铸，看起来做工简陋，却也反映传播之广泛。

类似“全德记”的吉祥图案尚有“带子上朝”“加官进爵”“加冠（官）进鹿（禄）”“冠带传流”“望子成龙”等，根据“五子登科”还延伸出“五子日升”“五子高升”“五路进财”“状元及第”“连仲三元”等图式。大体上以父子、母子同框，或者以儿童、少年为主角，例如民国时期年画“状元及第”状元红袍白马，前呼后拥者皆为童子，可见“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少年得志状貌。

“五子”的身高也有差等，既显示年龄差异，也由于大儿高举官帽，与其余四子组成阶梯状步步升高的象征。大儿高举官帽（官印）或另手持戟，其余作势抢夺或者投射视线，则官帽（官印）成为视线的焦点。“盔”谐音“魁”，寓意考场夺魁。“戟”谐音“级”，代表门第。戟原为兵器，后来演变为礼器。戟的铁横头为90度角，叫“有方”，包含“规矩”的文化涵义。窦仪所持“有方”的柄有长有短，长的“门戟”横向斜指地面，短的“手戟”可举高挥舞，都示意门第。

唐宋以后的中国亦可谓科举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进阶“人上人”的唯一途径，但是短暂的人生与竞争激烈的科考形成巨大矛盾。因此从娃娃抓起就学，及早纳入科考的轨道，是科举社会的常态。社会舆论鼓吹“神童”现象，为儿童应试创造了制度条件和社会氛围。“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是针对儿童应试最有效的宣传。但凡略有资产的家庭，第一件事情就是教训子弟读书科考。传统中国社会形态可以概括为“耕读”二字，所有的“耕”都是为“读”做铺垫的，但是数千年以来农耕技术长期落后，从农者“粒粒皆辛苦”，比较之读书，人们更愿意下一代“悬梁刺股”而千方百计脱离泥腿子。

从窦禹钧故实发展为“窦燕山教五子”，是历史人物史事转型文化现象的一个案例，而“五子登科”等题材围绕窦燕山的母题，组成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的“行善-科举”文化树。1974年中国曾经发起批判《三字经》《神童诗》等蒙学教材，以阶级斗争观点出发，批判“学而优则仕”思想，试图砍断这株封建“毒草”。此论在分析路径上无疑抓住了要害，但是脱离实际历史社会背景乃至现实背景的文化批判终究落空。1970年代末期高考恢复，无数失学青年奋不顾身投身考试便是现实的反证。及至今天，高考、考公仍然是许多中国人的人生重大节日，“登科”上岸的效益远远超越、取代了“行善”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