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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的毛巾被单业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19世纪初，上海地区普遍采用“松江斗纹布”（俗称“高丽布”）洗脸、抹尘或缝制被单。清咸丰九年（1859年）就有毛巾进口，主要由土耳其、日本等国输入，以其柔软、吸水性好等优点，很快就替代了“高丽布”，而日本的铁锚牌毛巾一时独霸上海市场。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川沙县张艺新、沈毓庆等将土布木机改革为毛巾木机成功，嗣后在川沙城厢、合庆等地陆续开设家庭毛巾工场10余家，织造第一代土纱毛巾，成为上海地区早期毛巾业中心。辛亥革命成功后，沈九成、陈万远、方智达合资创办三友实业社，采用熟纱织巾法成批生产以“三角牌”为商标的毛巾，品质优良，畅销于市，三角牌毛巾销量超过日本的铁锚牌毛巾，不仅行销国内，还远销东南亚一带。
20世纪20年代初，三友实业社进一步研制开发被单等床上用品，创制了阔幅、独幅被单及阔幅毛巾被等新品种。该社还培养了一批经理及技术人才。1925年—1945年，从三友实业社出来的经理、主任等管理人员共40人，分别在新创办的毛巾被单厂担任总经理、经理、工程师等职，促进了上海毛巾被单业的发展。如萃众毛巾厂以“钟牌”为商标所产414毛巾、被单等品种，20世纪30年代就向全国各地批发，还远销新加坡及马来群岛。414毛巾在供不应求时，还实行期货预售。大统被单厂参照国外图案，设计生产了独幅、方格、平纹、线经4种特色的大方格被单，以“大字牌”商标注册，上市后不仅在上海热销，内地和香港客商也争相订货。民光被单厂生产的被单和毛巾分别采用“民光牌”和“人人牌”商标，太平洋织造厂以“帆船牌”商标定名的彩条和印花毛巾、彩格印花被单，都各具特色，成为市面上的热销商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对纱布严加控制，毛巾被单业因受原料影响，能维持生产的工厂仅占30%—40%。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市毛巾被单行业逐步复苏，至1946年，生产经营毛巾被单的大小工厂达183家。上海解放前夕，通货恶性膨胀，投机势力猖獗，经济形势迅速逆转，市场又陷于萧条。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毛巾被单业才重新获得生机。
（摘编自《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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