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新夏时

又是一年新夏时

——用一本书纪念一位乡贤的百年诞辰

《来新夏书信集》 来新夏 著 王振良 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3年5月

《来新夏书信集》是当代学者来新夏晚年近500通信札的一次珍贵集合。其中既有关于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的学术探讨，也有关于著述策划、编校与出版的深度交流；既有与报刊编辑的文稿沟通，也有与民间读书人的往来书谊。

字里行间，是先生学术生涯和人生轨迹的点滴记录，也是其淑世情怀与润身本色的真实流露。

故土情与书缘

不知是谁的巧思，李煜词中“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名句，在南开大学某年的新年联欢晚会上竟成了一则灯谜，而谜底正是南开已故的资深教授，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方志学家来新夏。

在来先生的一生中，萧山与天津构成了他最重要的两处地标。1923年，他出生于浙江萧山。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垣、余嘉锡、启功等前辈学者。1949年被选送至华北大学，成为范文澜先生的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1951年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此后亲手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系，历任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尽管来先生在南开大学度过了人生的大半光阴，但之于故土，他却始终未敢忘怀。他晚年曾致函萧山区政府，那种“虽年登耄耋，而壮心犹在，设家乡有所驱策，定当不遗余力，供其所能”的情感跃然纸上。如今，萧山区图书馆以及来新夏方志馆所收藏的数千册图书、数百样物件以及著述手稿，几乎无一例外出自他的捐赠。2014年，来先生因病离世，亦长眠于故乡。

我和先生不曾有一面之缘，但正是他的这份故土之情，联系了彼此。犹记得2007年夏，我去新建成的萧山区图书馆参观，其中，来新夏著述专藏馆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来新夏的名字也第一次映入了我的脑海。后来，因为研习文献学的缘故，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作为众多参考书目中的一种，被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这又成了我第一次细心阅读先生文字的开始……

很多年后的一天，当我和《来新夏书信集》的选题不期而遇，或许正是昔日的点滴积聚心头，竟有一种莫名的激动。相见是缘，但能够担任书稿的责任编辑，能够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用一本书纪念一位乡贤前辈，对我来说，其实亦是缘。

“愿意和更大的

学术范围、和社会交往”

作为一名资深学者，来先生书信集中所呈现出的他晚年“朋友圈”的面貌，自然有学者间的学术往来，比如和他的前辈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国家博物馆的傅振伦、中科院的荣孟源，以及他的晚辈山东大学的杜泽逊、浙江大学的朱则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居蜜等等。但这些内容只是整本书信集的一部分而已，在我看来，他和民间读书人之间的往来书谊，才闪耀着最不一般的光。

编校书稿的过程中，偶然读到来先生于2006年所作的一篇序文，其中写道：“近几年读书风气渐盛，有些城市已经形成以中年读书人为核心的读书人群体，即以我接触到的来说，就有不少，如南京以徐雁、董宁文、薛冰等人为主力，以《开卷》为阵地的一群读书人；如北京的谭宗远与《芳草地》，山东泰安的阿滢与《泰山周刊》，河南濮阳的王金魁与《书简》以及久闻其名而未获一面者，为数尤多。”我分明感受到这段文字和书信集中众多信笺之间的呼应，以至于郑重地把它补进了书中的注文里。

来先生对民间读书群体的熟络，起初我猜测是与他晚年尝试随笔创作有关。1994年夏，他在致《光明日报》文艺副刊编辑韩小蕙的信中说：“如果说写学术文章，可以勉强算继续革命，如果说写散文，则是六十岁以后的新行当。流行说法应算散文界的‘新秀’，是开始参加革命而非继续革命。”书信集的编者王振良曾提供给我一段来先生的简介，在“面世学术专著30余种及古籍整理多种”一句外，不忘加上“晚年仍笔耕不辍，出版有文史随笔《冷眼热心》等30余种”的叙述，其实也正指出了他晚年创作兴趣的一种转变。

今年6月底，在天津问津书院举办的第二十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上，从来先生遗孀焦静宜老师的讲话中，我似乎找到了这个疑问的另一个答案。焦老师不仅回顾了来先生与读书年会的渊源——他生前曾先后参加在淄博和鄂尔多斯举办的年会；同时也深情地谈到，来先生晚年曾说，“他愿意和年轻人，愿意和更大的学术范围、和社会交往”，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的信息，得到很多的生气。

在读书年会来新夏先生纪念活动上，其实我也分明感受到了这样一种亲切而温暖的氛围——“来先生是大家的书友，大家纪念他，这里面友谊的成分大概是更多一些”。

先生存世的书信远不止于此

尽管《来新夏书信集》收录了来先生晚年撰写的近500通书信，涉及的收信人达110余位，但当书稿进入终校时，王振良老师告诉我，他们又从各处征集到信札100余通。其实不单是编者，在编校书信集、核查资料的过程中，我也意外地发现了一通上世纪80年代初来先生致历史学家林言椒先生的佚信，主要谈论的便是来先生当时新出版的著作《方志学概论》一书。显然，先生存世的书信远不止于此，或许未来不断有新的发现，编纂一部书信续集亦未尝不可。

编校书稿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并不奇怪。事实上，翻检先生的著述愈多，我就愈发感到用“著作等身”去形容这位老人的一生，实在是恰如其分。绍兴“来新夏民众读书室”的孙伟良先生甚至编有篇幅达千余页之多的《来新夏著述经眼录》一书，专门著录来先生著述，这亦是明证之一。只是当整个编辑工作临近尾声，我突然惊讶地意识到，先生生前的众多著述，似乎不曾有一部由家乡的出版社付梓出版。

2023年，又是一年新夏时。当我们纪念来新夏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也即将迎来浙江古籍出版社建社40周年。在这个机缘巧合的时间节点，《来新夏书信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付诸铅椠，成为继《锺书河书信初集》《龙榆生师友书札》《李泽厚刘纲纪美学通信》等书之后，“蠹鱼文丛”书信系列的又一新作，那留存的一点遗憾似乎也在这场纪念中被悄然抹平。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这样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