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乌江”系列报道之文明密码③：用“考古”之匙 解锁乌江流域文明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被视为国内考古界的最高荣誉。贵州有8个考古项目先后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称号。其中，除了盘县大洞遗址和威宁中水遗址外，6个均在乌江流域。分别是：赫章可乐遗址、遵义海龙屯遗址、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招果洞遗址、大松山墓群。

乌江古称巴江、黔江，涪水、巴涪水，《水经注》上称为延水。用考古的方式去探索乌江流域的文明密码，你会发现乌江不一样的魅力。

海龙屯朝天关和飞凤关 杨舰/摄

乌江水资源丰富，生成环境为喀斯特地貌，因此洞穴较多。这样的地理环境，为人类和其他动物提供了较好的栖身之所。1964年通过考古发现，早在18—20万年前，乌江上游已有古人类在此生活。

被列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第三个文化区的“观音洞文化”遗址，即在乌江流域黔西市南部27公里处。黔西观音洞遗址的发现，揭开了贵州旧石器文化考古研究的序幕。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主编《中国远古时代》一书中介绍：“在我国南方，属于更新世中期的遗址首推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该地发现的石制品有3000多件……以刮削器数量为最多……加工之细致和方法之多样，为同期各地石器之冠……”其间还伴生出土大熊猫、贵州剑齿象、巨型哺乳动物化石22种。该遗址在研究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上，与北京人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乌江流域上游有距今23万年的硝灰洞水城人，和距今1.1至3.4万年前的普定穿洞人。水城硝灰洞遗址位于三岔河北岸六盘水市钟山区汪家寨艺奇村境内，是贵州第二个出现人类化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现的是1972年的桐梓岩灰洞遗址）。中游有招果洞、牛坡洞等洞穴遗址，贵州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即在乌江流域中段，下游有贵州最北端的道真自治县猴子洞遗址。

乌江重庆段虽然较短，但文化遗产也相当丰富。如武隆区花仟洞史前洞穴遗址，彭水徐家坝、漆树湾遗址、沙河坝，酉阳清源等处商周遗址，以及涪陵小田溪战国巴人墓群，武隆西汉“关口一号墓”等。

招果洞遗址出土的角锥

可乐套头葬墓

黔西观音洞石制品

商周遗址有毕节青场遗址、毕节瓦窖遗址，沿河商周遗址等。汉代遗址有赫章可乐、黔西甘棠、安顺宁谷、务川大坪、道真团堡等汉墓。

对贵州来说，本土文化代表之一的夜郎文化挖掘，和“夜郎古国”的考古工作尤其重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战国晚期夜郎国出现，虽然夜郎的中心区域和势力范围目前仍有多家说法。但在毕节的可乐、赫章等遗址发现了一批比较特殊的套头葬式，并出土了不少花纹型制、独具地域特色的古夜郎时期的文物，如：铜柄铁剑、长条形铜锄、鼓形铜釜等。可乐遗址在辅处乡乌江源北部，两地相距仅7.5千米左右，可见夜郎文化与乌江之源必然有着极深的渊源。

六朝时期文化遗存有安顺八番壁画墓、平坝尹关六朝墓；两晋至隋唐时期有贵安新区大松山墓葬群，平坝马场镇熊家坡、平坝棺材洞（唐至民国）。宋代遗存有遵义杨粲墓、杨玠墓、正安官田墓等。元代遗存不多，能够确认为元代墓葬的有在遵义播州发掘的杨氏土司19世杨忠彥、20世杨元鼎、23世杨炯几座。此段时间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马头寨古建筑群、织金古建筑群。明清留下了大量文化遗存，许多至今仍保存得很好。

明加强完善土司制度，实行“卫所屯田”政策。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正式纳入明朝省级行政建置。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将同年先归附的思南道宣尉司保留原职，后献地归附的思州宣抚司升为思州镇西等处宣慰司。洪武年间对今贵州境内的土司势力进行改革，洪武五年（1372年）合水西、水东为贵州宣尉司，播州、思州、思南宣慰司承袭原职。此四大土司分别统治着乌江源头、及上、中、下游全段还有重庆一部。关于贵州土司考古，遵义地区的播州杨氏土司考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其余思州、思南、水西、水东、乌撒等土司考古工作正有序推进。

明清有古寨、古营盘、古驿道、古纤道、古墓葬、古桥、古塔、古码头、古碑刻等大量文化遗存。并出现了屯堡文化、阳明文化、沙滩文化等重要文化。此外，通过考古调查，乌江流域发现开阳大花水岩画、梯子岩岩画、龙里巫山岩画等多处不同时期的岩画。

截至2023年12月，乌江流域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处，占全省总量的40.7%；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35处，占全省41.7%。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乌江流域史前与各历史时期的发现必定有重大突破。

“文明”与“文化”最早同时出现于《易经·贲彖》。历史学中的文明概念，大多数地区的词源解释较为一致，即有开化、教养、礼貌、道德的个人或群体。群体化、文明程度高的社会即是文明社会。考古学文化是指存在于同一个历史时期、分布于同一区域、有相同文化特征的人类遗存。文化决定文明程度，文明影响文化走向。

我们用“考古”这把神奇的钥匙解锁乌江流域文明密码，开启纯厚、神秘而古美今尚、绚丽多彩的乌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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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乡村地理》杂志

文/翁泽坤

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编辑 徐婕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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