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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一个农耕文明,作为农耕文明,最重要就是天时地利了,所谓天时就是播种时间和天气变化等,中国古人聪明,从自然中琢磨出了“二十四节气”,用来区分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地利就是指土壤、地形以及水源等了,水源大多是自然水源,如古代大粮仓江淮湖广地区,长江流域河网密布,粮产高。
但是也有些地方,却不是那么和谐,有的是土壤很肥沃,地形很平坦,可是却距离水源有点远;有的是容易发生洪灾,造成不可估量损失。所以在中国古代,当时的中国人就开始和大自然斗争,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大禹治水”了,虽然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也能从中看出中国古人和水的斗争是多么残酷。
在春秋战国时期,兴修水利工程就已经比较成熟了(可见中国人的聪明,同时期绝大部分文明都只会刀耕火种靠天吃饭);水利工程修建的好,利国利民,千里沃土,能养活多少人口和增长多少粮食?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无法统计,毕竟有很多已经被毁在历史长河中或者更名了,但是现存于世的,最有名的水利工程有那么四个,按照建造时间先后排序,不予排名。
1、楚国——芍陂
春秋时期楚庄王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公元前598年~公元前591年)由孙叔敖创建(一说为战国时楚子思所建)芍陂引淠入白芍亭东成湖,东汉至唐可灌田万顷。隋唐时属安丰县境,后萎废。1949年后经过整治,现蓄水约730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4.2万公顷。迄今虽已有2500多年,但其一直发挥着不同程度的灌溉效益。
孙叔敖是什么人呢?楚庄王九年(公元前605年)前许,孙叔敖主持兴建了我国最早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期思雩娄灌区。在史河东岸凿开石嘴头,引水向北,称为清河;又在史河下游东岸开渠,向东引水,称为堪河。利用这两条引水河渠,灌溉史河、泉河之间的土地。因清河长90里,堪河长40里,共100里,灌溉有保障,后世又称“百里不求天灌区”。
经过后世不断续建、扩建,灌区内有渠有陂,引水入渠,由渠入陂,开陂灌田,形成了一个“长藤结瓜”式的灌溉体系。这一灌区的兴建,大大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产量,满足了楚庄王开拓疆土对军粮的需求。因此,《淮南子》称:“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楚庄王知人善任,深知水利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任命治水专家孙叔敖担任令尹(相当于宰相)的职务。
孙叔敖当上了楚国的令尹之后,继续推进楚国的水利建设,发动人民“于楚之境内,下膏泽,兴水利”。在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左右,又主持兴办了我国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芍陂因水流经过芍亭而得名,芍陂建成之后,达到了“灌田万顷”的规模。
芍陂建成后,使安丰一带每年都生产出大量的粮食,并很快成为楚国的经济要地。楚国更加强大起来,打败了当时实力雄厚的晋国军队,楚庄王也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三百多年后,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楚国被秦国打败,考烈王便把都城迁到这里,并把寿春改名为郢。这固然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也是由于水利奠定了这里的重要经济地位。芍陂经过历代的整治,一直发挥着巨大效益。东晋时因灌区连年丰收,遂改名为"安丰塘”。如今芍陂已经成为淠史杭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灌溉面积达到60余万亩,并有防洪、除涝、水产、航运等综合效益。
2、魏国——引漳十二渠(又称西门渠)
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约公元前422年),这表明司马迁认为引水渠为西门豹所凿。而《吕氏春秋·乐成》认为,该渠为魏襄王时(约在西门豹后100年)邺令史起所建。《汉书·沟洫志》亦采用此说。经考证,后人一般认为“西门豹溉其前,史起灌其后”。
西门豹的建造方法是“磴流十二,同源异口”。“磴”就是高度不同的阶梯。在漳河不同高度的河段上筑12道拦水坝,这就是“磴流十二”。每一道拦水坝都向外引出一条渠,所以说是“同源异口”。据记载,每个磴相距300步,连续分布在二十里的河段上。根据地形考察,这二十里河段应当是安阳县安丰乡渔洋村以下的二十里河段,渠口开在拦水坝的南端,12条渠都在今安丰乡境内。
如今的西门祠
第一渠首在邺西18里,相延12里内有拦河低溢流堰12道,各堰都在上游右岸开引水口,设引水闸,共成12条渠道。灌区不到10万亩。漳水浑浊有很多泥沙,可以灌溉肥田,提高产量,邺地因而富庶起来。《吕氏春秋·乐成》记渠为魏襄王时邺令史起创建,在西门豹后约100多年,并批评西门豹不知引漳灌田。《汉书·沟洫志》采用这一说法,和《史记》有矛盾。后人调和两说,说是西门豹先开渠,史起又开。
而魏国也正是因为兵精粮足,采取的了较长一段时间的霸主地位,当时的魏国应该是魏国的最巅峰时期,还将秦国的一块地抢了。
1959年国家在漳河上动工修建岳城水库,安阳市随后开挖漳南总干渠,引库水建成大型灌区——漳南灌区,设计灌溉面积达120万亩,代替了古灌渠。
3、秦国——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岷江由山谷河道进入冲积平原的地方,它灌溉着灌县以东成都平原上的万顷农田。原来岷江上游流经地势陡峻的万山丛中,一到成都平原,水速突然减慢,因而夹带的大量泥沙和岩石随即沉积下来,淤塞了河道。
每年雨季到来时,岷江和其它支流水势骤涨,往往泛滥成灾;雨水不足时,又会造成干旱。远在都江堰修成之前的二、三百年,古蜀国杜宇王以开明为相,在岷江出山处开一条人工河流,分岷江水流入沱江,以除水害。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主体工程包括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
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更是古代水利工程沿用至今,“古为今用”、硕果仅存的奇观。
与之兴建时间大致相同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仑的灌溉系统,以及中国陕西的郑国渠和广西的灵渠,都因沧海变迁和时间的推移,或湮没、或失效,唯有都江堰独树一帜,由兴建源远流长,至今还滋润着天府之国的万顷良田。
4、秦国——郑国渠
最早在关中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的,是战国末年秦国穿凿的郑国渠。公元前246年由韩国水利专家郑国主持兴建,约十年后完工。当时所以要兴建这一工程,除上面所说的自然条件因素外,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军事的需要。
昔日郑国渠如今模样
战国时,我国历史朝着建立统一国家的方向发展,一些强大的诸侯国,都想以自己为中心,统一全国。兼并战争十分剧烈。关中是秦国的基地,它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力量,以便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很需要发展关中的农田水利,以提高秦国的粮食产量。
韩国是秦国的东邻。战国末期,在秦、齐、楚、燕、赵、魏、韩七国中,当秦国国力蒸蒸日上,虎视眈眈,欲有事于东方时,首当其冲的韩国,却孱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随时都有可能被秦并吞。公元前246年,韩桓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个非常拙劣的所谓“疲秦”的策略。他以著名的水利工程人员郑国为间谍,派其入秦,游说秦国在泾水和洛水(北洛水,渭水支流)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表面上说是可以发展秦国农业,真实目的是要耗竭秦国实力。
这一年是秦王政元年。本来就想发展水利的秦国,很快地采纳这一诱人的建议。并立即征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任命郑国主持,兴建这一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韩国“疲秦”的阴谋败露,秦王大怒,要杀郑国。郑国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秦王政是位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认为郑国说得很有道理,同时,秦国的水工技术还比较落后,在技术上也需要郑国,所以一如既往,仍然加以重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全渠完工,《史记·河渠书》记载:“渠成,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折今110万亩),收皆亩一钟(折今100公斤),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春秋战国时期四大水利工程,有两个都在秦国,在那个时期,制约人口发展的最主要原因除了战争就是粮食,有充足的粮食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国家也就越加强大,秦王赢政哪怕知道郑国是由疲秦的因素在里面,也毅然而然的决定修建,可见那个时期的君主,对于修建水利工程有多么迫切和执着。
也难怪秦国能从春秋时期的西戎蛮夷到后来的立足五霸七雄,将荒野的关中地区建立成了一片沃土,以管窥豹,历代的秦王修建过的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肯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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