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仲连用一封信攻下一座城，他是如何做到的？

这一讲我们终于可以结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秦昭襄王时代，进入一个崭新纪元了：这就是秦孝文王元年（前250年）。这位秦孝文王，就是秦昭襄王的次子，曾经受封为安国君，在悼太子死后被指定为王位接班人，在上一年秦昭襄王驾崩之后终于接班了。

王位继承，有逾年改元的规矩，虽然秦孝文王在上一年已经继位，但要等到新的一年开始，才算正式继位，改用新的年号。但我们看《资治通鉴》的记载，会发现一处奇怪的地方，那就是在标注了“秦孝文王元年”之后，内容却不是从正月开始的，而是“冬，十月，己亥，王即位”，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秦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古圣王颛顼的后裔.所以使用一种特殊的历法，叫作《颛顼历》，以十月作为一年的开始。所以我们看秦国的历史，国家大典一类的事情经常被安排在十月。从十月开始进入新年，然后是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一直排到九月，九月是全年的最后一个月。月份很难和地球的公转周期相匹配，所以历法总会有置闰的需要。当时的规则，是把闰月放在一年的最后，在秦国就是九月之后还会出现一个闰月，叫作“后九月”。过完了“后九月”，进入十月，就是新一年的开始。

秦国为什么要把历法弄得这么不自然呢？原因已经不得而知了，推测起来，大概是为了彰显自身的文化特殊性，不服周天子的管束。这就像西夏，本来汉字用得好好的，非要凭空创制一套自己的文字。这种事情，古今中外都很常见。

秦国到了昭襄王执政的晚期，把正月换成了一年的第一个月，和我们熟悉的夏历保持一致。原因同样不得而知，有可能是秦昭襄王准备改朝换代，一统天下，所以不再强调秦国的独特性，转而彰显秦文化的普世性，毕竟普世性越强，海纳百川的潜力就越大。

但是，秦国虽然把正月定为一年的开始，重大典礼依旧会选在十月，路径依赖不是那么容易扭转的。这才有了秦孝文王一直等到十月才举行登基礼的记载，然后出人意料的是，他远远没有父亲那样长寿，登基才3天就驾崩了。

还好秦孝文王的继承人已经确立好了，就是“奇货可居”的那位子楚。子楚飞速继位，这就是秦庄襄王，尊奉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尊奉生母夏姬为夏太后。

对于华阳夫人和子楚来说，大概欢喜远远多于悲痛。假如秦孝文王健康长寿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华阳夫人迟早都会失宠，秦孝文王永远存在另立王后和太子的可能。秦孝文王驾崩得如此及时，华阳夫人和子楚的心里怕是长吁了一口气吧。

同一时间，山东六国仍然硝烟弥漫。令人吃惊的是，上一年燕国起倾国之军大举伐赵，竟然还有余力分兵伐齐，打下了齐国聊城。不过转年来聊城燕军就陷入了僵局，因为有人向燕王喜打了小报告，大概是诬陷燕军指挥官谋反之类的内容吧。史料并没有留下这位指挥官的姓名，我们就按《资治通鉴》的说法，叫他燕将好了——这位燕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没法发起进攻，也不敢撤回燕国。没办法，只能耗在聊城城内了。但耗下去也不容易，城外就是田单统率的齐国大军，攻城已经攻了一年多了。

田单忽然现身聊城，有点让人不敢相信。田单光复齐国之后，被赵国聘任为相，那已经是10多年前的往事了，史料当中再也不见他的踪迹，从情理上说，大概率上田单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毕竟没有铁证，我们姑且相信司马光好了。现在，田单久攻不下，真仿佛历史重演，他又去找鲁仲连想办法了。

鲁仲连还真有办法，写了一封长信，系在箭上射进聊城。这封书信，在《史记》和《战国策》里都有全文，长篇大论，文采斐然，所以后世的古文选本经常把它收录进去，还给拟了一个题目，叫《鲁仲连遗燕将书》。但司马光删繁就简，抛弃文采，只要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很简单，为燕将分析利害得失，说困守孤城毫无意义，燕国不可能派出救兵，齐国的增援却源源不断，燕将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撤军回国，要么投降齐国。总之敦促燕将：早做决定吧，再没有第三条路了。

燕将收到书信，连哭了3天，下不了决心。倒也不全怪他优柔寡断，实在是鲁仲连这封信通篇高来高去，一点都没能帮燕将解决实际问题。两条路真的可以二选一吗？显然不是。燕将顾虑的是：撤军回国的话，燕王喜已经猜忌自己了，回去怕是自投罗网；投降齐国的话，鲁仲连信里说什么裂土封侯，其实哪有那么容易，仗已经打了这么久，杀了不少齐国人，投降之后未必能被善待。燕将思前想后，感觉左右都是死，最后的决定是：与其被杀，不如自杀。

燕将自杀之后，守军群龙无首，田单终于夺回了聊城。《史记》记载田单趁乱屠城，事情显然不合情理，《资治通鉴》做了删节。战后论功行赏，鲁仲连当然该居首功，但他拒绝一切封赏，拒绝的态度是如此的坚决，以至于逃出了大陆，逃到海上去了，只留下了一句铿锵有力的名言：“吾与富贵而诎（qū）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哉。”大意是说，我与其享受富贵却听命于人，不如安守贫贱却自由自在。

鲁仲连这样的高风亮节，是不是能够赢得所有人的敬佩呢？

并不是，司马光马上引用《孔丛子》的内容，这是魏安釐王和子顺（孔斌）的一段对话。

魏安釐王向子顺请教天下有谁称得上高士，子顺回答说：“一个都没有。但如果退而求其次的话，鲁仲连能算一个。”

魏安釐王不以为然，说鲁仲连太做作了，不自然。

子顺讲了一番道理，说人或多或少都会做作，如果一直做作下去，就会成为君子，当做作在年深日久之下内化成人的行为准则，别人眼里的做作表现反而正是君子的自然流露。

子顺的见解，从常识上很好理解。比如我们每个人出门之前都要穿好衣服，即便不修边幅，衣冠不整，至少也要遮羞。如果纯粹出于天性的话，酷暑难当的时候自然会裸体出门，但谁也不会这样做，因为穿衣服遮羞这种做作举动在我们而言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当然，高更时代的塔希提土著如果看到我们这些所谓文明人，大概会嗤之以鼻，骂一声“做作”吧。

但如果放在儒学背景里解释，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因为它太靠近荀子的性恶论了。而司马光摘引这段内容，到底是批判还是赞同，并不容易判断。貌似更像赞同，但是，前边讲过，孟子认为假仁假义可以和真仁真义殊途同归，论证过程和子顺这番话如出一辙，而司马光专门写过一部《疑孟》，旗帜鲜明地反驳孟子，并不认为仁义之道只要做作到底就能弄假成真。(

司马光在鲁仲连的问题上为什么会背离自己的《疑孟》立场，也许只是一时失察，也许做了一点让步，认为“高士”既然在现实世界里并不存在，倒也不妨退而求其次。

但也有不肯退让的人，司马光的故交晚辈邵博就是其中之一，说子顺所谓“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完全就是孟子“久假而不归”的意思，司马光当初批评孟子批得很对，苏轼也说过假装一辈子也不可能变假为真。

那么问题来了：假如有一个天生的大坏蛋，一辈子精于伪装，无时无刻不在做善事，从来不作恶，他到底算好人还是坏人呢?我们拿今天的见识来看这个问题，简直觉得荒唐，但如果把它扔进古代的儒学世界，很容易就能激起学霸们的唇枪舌战，斗到昏天黑地也不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