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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是中国华夏民族的三大人文始祖之一,其他两位分别是炎帝和蚩尤。在历史上,许多民族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性或者血统高贵,都认为自己的祖先出自黄帝。而司马迁作为汉代的历史学家,也记载了许多民族是来源于黄帝的。那么这些记载到底可靠吗?
《史记》的第一篇是《五帝本纪》,该文讲述了夏朝之前华夏部落联盟的五位首领,分别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其中颛顼属于祝融这个集团,是楚国人的祖先。《五帝本纪》中记载“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也就是认为颛顼就是黄帝的孙子。但是《山海经》却记载:“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颛顼于此”,说明颛顼和少昊是一个部落的,属于东夷集团。
帝喾,是五帝之中的第三位,但是在《史记》中的内容很少,《五帝本纪》记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于颛顼为族子”。也就说是帝喾就是高辛氏,是黄帝的曾孙。由于《史记》中几乎没有记载帝喾的事迹,使得许多人怀疑司马迁是把搞错了,因此有学者提出帝喾就是东夷部族的首领帝俊或者帝舜。更有学者根据《天问》《国语》等文献考证出帝喾实际上就是商朝的祖先。
尧,是五帝末期的首领,《五帝本纪》记载:“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这样说来,尧自然也是黄帝后裔了。五帝之中的最后一位首领是舜,是黄帝的八世孙,也属于东夷集团。
我们总结一下就会发现,五帝都属于黄帝集团,好像黄帝已经建立了一个王朝。而黄帝是出自华夏集团的,但是黄帝之后的颛顼、帝喾、尧、舜竟然都是东夷集团的人物,这的确让人非常诧异。
夏朝呢,《五帝本纪》记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说明也是黄帝的后裔。但是其他文献却又记载夏禹出自西羌,不是东夷集团,《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禹兴于西羌。”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华夏族的前身的确是古羌人,其父系基因主要是O2。因此,大禹实际上来源于炎帝这个支系,并非黄帝的支系。
关于商朝的来源,《殷本纪》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也就是说商朝是高辛氏帝喾的后裔,而司马迁记载帝喾又是黄帝之孙,那么商朝王族也就是黄帝后裔了。然而,许多学者研究发现帝喾就是帝俊,也就是东夷集团首领,是被强行嫁接到黄帝这个支系的。现代分子人类学研究发现商朝后裔的宋国公族的父系基因为C-F8989。
宋国公族父系基因
西周的来源,《周本记》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也就是周人也是帝喾的后裔,那么商周岂不是同源了吗?然而根据西周姬姓贵族大墓的检测,西周王族的父系基因为N-1998,和C完全不是一个系统的。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中原之外的方国崛起,司马迁也记载这些方国就是黄帝的后裔。例如,在东南地区崛起了吴越两大国。关于吴国,司马迁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也就是吴国是西周王族后裔。目前,尚未有吴国公族的DNA检测数据,因此这里不再论述。
关于越国,司马迁记载为夏朝王族后裔的封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不过根据23魔方基因的检测,认为越国公族的父系基因为O-F656,属于O1这个系统,这说明越国王族属于土著的百越民族,并非大禹的西羌集团。
还有许多先秦文献记载越国王族并非娰姓,而是芈姓,也就是和楚国同源,例如《国语·郑语》云:“芈姓夔、越”,《世本》说:“越,芈姓也,与楚同祖”,《墨子》记载:“昔者楚熊丽始封此睢山之间,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从分子人类学和文化上来说,楚国和越国王族同出一脉的可能性更大,而司马迁却将之改为了夏朝后裔。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将匈奴人和夏朝攀上的关系,“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一点的痕迹就非常明显了,因为夏朝和匈奴完全就是不同的民族。根据对匈奴时代蒙古高原墓葬的检测,发现匈奴贵族的父系基因主要是R和Q,其中一个单于墓被检测为R。在所有的82个样本中,只有一个是O系的,而且不是贵族。
匈奴墓葬父系基因统计图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将所有民族的祖先都和黄帝攀上关系呢?这个还得从战国时期说起。黄帝受到尊重,是从战国开始的,原因是田氏齐国王族自称是黄帝后裔,在国内扶持黄老学派。后来黄老学派在国内大规模流行,黄帝的地位就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贵族为了显示正统,也就是提出自己的家族来源于黄帝。
汉朝建立初期,在全国确立主流地位的学派依然是黄老学派,包括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尊崇黄老之人,因此他们也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于黄帝。同时,汉武帝推行大一统的政策,对全国的文化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给“大一统”做思想上的服务,司马迁也就是将各大民族的祖先都记载为了黄帝。
此后,受到司马迁的影响,后世的史学家也往往将各种民族的祖先写为黄帝。西南地区有著名的巴国和蜀国,但是司马迁并未记载。直到魏晋南北朝的《华阳国志》才记载巴蜀的来源,不过《华阳国志》受到《史记》“万系一统”思想观的影响,也将巴国世袭和黄帝攀上了关系,其中写道“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但是《山海经》却记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关于蜀国,《华阳国志》记载“黄帝之子昌意取蜀山氏之女昌仆,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这个造假的痕迹非常明显。
历朝历代的皇族在组织编史的时候,都会让史学家将自己的家族和黄帝攀上关系,即使这个民族是刚刚入主中原不久的游牧民族也是如此,目的是为了彰显正统。例如《魏书》记载拓跋鲜卑的来源为:“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邑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这个记载已经和之前的各种文献冲突了,其他文献基本记载鲜卑是“东胡杂种”,是因为被匈奴击败而逃到鲜卑山(大兴安岭)的,这里竟然和黄帝也攀上了关系。而鲜卑的各种墓葬也证明了鲜卑的父系基因就是C,典型的东胡。
鲜卑迁徙
因此,二十四史中关于各族传说世袭的记载,只要和黄帝搭上关系的,基本都是为了正统而宣传的,不能信以为真。除了《史记》之外,还有《世本》《山海经》也记载了许多先秦世系,但是基本都和《史记》矛盾。从可靠性来看,《山海经》的世系更可靠,因为《山海经》保留了许多比较原始的资料。
有意思的是《山海经》记载黄帝的后裔是戎狄,如“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祭祀黄帝的记载是春秋末期,秦灵公“作吴阳上畤,专祭黄帝”,其地点正好就是戎狄活动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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