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因为一座书院

从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开始，明朝一路飞速成长，虽然在第一任皇帝将交班于第二任之际经历了“靖难之役”，但丝毫不影响大明的茁壮成长，反而奠定了其强盛的基础，其扫除倭患，编修了《永乐大典》，先后八次下西洋打通了东西经济贸易来往，且完善了政府治理体系的文官制度，可谓文治武功强盛一时。到嘉靖皇帝时，朱厚熜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没有动摇大明根基，朝廷仍然一片安详欣欣向荣，奈何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手中就大厦倾覆，是崇祯昏庸还是命该如此？我们不妨一起探究下。

公元1111年，也就是北宋政和元年，当时著名的大学者北宋理学家，有志青年，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到无锡南门保安寺游览。杨时见这里临伯渎港，前临清流，周围古木森天与郁郁葱葱的庐山东林寺颇为相似，是一个研究和传授学问的理想场所，便有意长期在此讲学，于是在此建立了学社并定名为“东林书院”。

杨时去世后，东林书院逐渐荒废。直至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东林学者顾宪成等人重兴修复并在此聚众讲学，他们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起全国学者普遍响应，一时声名大著。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更是家喻户晓，曾激励过多少知识分子，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发展促进极大。

当时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东林书院会约仪式: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先提前半月发送告知帖一一告知。每月一小会，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举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为始，会各三日。愿赴会者，无论长幼妇孺均可参加。每场会推选一人为主讲，主要解说说“四书”内容。此外，还可进行讨论，有问题的提问题，有知道者则必回答，整个学会氛围十分和谐，学风朴实。在课间有识之士三五成群聚集一起，他们针砭时弊，讽议朝政，评说人物，逐渐的锐意图新，主张志在世道，躬行实践，反对空发议论，脱离实际的的论调蔚然成风。

面对朝廷的各种诟病，朝中一些士大夫等都仰慕应和东林书院，都纷纷加入到东林书院进行讲课论政来发泄对朝廷的不满，由于有朝廷大员们的参与，东林书院一时盛况空前，导致教室都容纳不下了，因此东林书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

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很快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江南一代的在朝官员，在野乡绅商贾纷纷加入东林书院，顾宪成所讲的：“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等观点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后来在讲学之余，他们聚在一起，不再是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而是直接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这样一来，朝中的一些官员，如吏部尚书孙丕扬、礼部右侍郎公鼐、刑部右侍郎邹元标、吏部侍郎赵南星等人，也与东林书院遥相应和、互通声气。他们确实是怀着忧国忧民的意识，想有所作为为朝廷尽力，但在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史称“东林党”。

明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败坏，各地起义不断。面对政治经济困难，1573年万历皇帝任用首辅张居正开始进行改革，澄清吏治、改进税制减轻了农民赋税增加了商业赋税，因此为朝廷取得了民心，增辟了财源充盈了国库，与此同时还兴修水利和整顿军事一时间取得了中兴局面。

1582年张居正病故后，东林党成员操纵政局，张居正的许多新政很快被废除，明朝的财政在张居正改革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这一改革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而这工商利益集团大多数为东林党成员。

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于是东林党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皇帝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而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在加上在辽东与后金的战事吃紧，打仗就得花钱，但收不上睡，国库空虚朝廷一片恐慌。

在这种背景下，1620年明熹宗朱由校继位，为了对抗东林党把持朝政，启用了所谓的阉党，魏忠贤。然而魏忠贤很聪明，很会揣摩皇帝心理，其首先要求东林党利益集团人交税，再是用残酷的手段打压，虽然当时冤假错案不少，但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这样一来代表资本家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东林党利益集团就坐不住了。

1627年朱由校病逝，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但是魏忠贤独权专政，一向蛮横习惯了，根本不把崇祯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于是崇祯为了皇权的独有性，重新重用东林党，惩治了阉党魏忠贤，东林党又掌权了。东林党掌权后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至于辽东战场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极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利益集团不会增收工商税，赋税的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自1628年（崇祯元年）起，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继位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下岗。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崇祯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为了生存的饥民流寇就在下岗工人李自成的带领下，举起生存大旗起义了，并自封“闯王”。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于是各地农民为了生存不堪重税纷纷起义了。

此时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崇祯求治心切，《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

1644年，大明帝国走到了最后的关头。军情紧急，民间早已被搜刮一空。为了保障前线供给，崇祯只有指望王公大臣们应一下急，放一点“血”。为了树立榜样，崇祯帝派太监徐高通知周奎，让他带头捐10万两银子。崇祯想，周奎是国丈（崇祯的老丈人），与大明的皇家利益休戚与共，再说，平时他没少捞好处，自己对此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周奎一听要“放血”，就哭得如丧考妣，说什么“老臣安得多金？”，还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一口咬定只能捐1万两。崇祯是个心软的人，但他认为，1万实在太少，这个榜样树不起来，怎么说也得2万。眼见躲不过去，周奎便进宫向女儿求援。周皇后立即拿出5000两银子，劝父亲要深明大义，为大臣们作出表率，挽救大明的江山社稷。谁知，周奎雁过拔毛，只捐出3000两，自己还乘机扣下2000两。其他的官吏更是一个个装穷叫苦，有的在住房门上大书“此房急卖”，有的装模作样，把古董玉器拿到市上出售。

据史料记载统计，曾经一言九鼎享受至高无上皇权的崇祯，在最后关头所倡导的“捐银助饷”活动，仅募得区区二十万两。而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后，以行刑逼供等各种手段，就从那些皇亲国戚、太监百官家里弄到七千万两以上的银子。

东林党实际上成为当时地主、商人、官僚的代言人，他们鼓动商人不纳税，以“藏富于民”的名义让中央财政空虚，而官商阶层占有巨额的社会财富，最后的结果是崇祯皇帝打仗没有钱，眼睁睁看着满人入关，亡国。期间，官僚商人与女真人做买卖，其中铁器火药交易又是重要的交易对象，这也直接导致了女真人军力的崛起。

东林书院不仅在朝廷里有大批的东林党高官，还在江南地主、商人阶层有广泛的支持，最后形成了官商大合流，成为明帝国的一个巨大毒瘤。这个毒瘤已经形成一个生态，他们在言论上以清流自居，掌握了话语权，在政治执行层面上有官僚系统的支撑，在基层有经济领域商人地主的支持，真正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言有言而呼风唤雨,实实在在的代表了资本主义的高层社会阶级，正因如此，他们控制了国家机器，代表资本主义的商业等，赋税很低，商人官员很有钱，国家很穷，处于底层的农民无产阶级而备受压迫，所以李自成等农民起义了，加速了明帝国的灭亡，最后崇祯皇帝绝望的说“文臣误国”含泪将白练挂上脖子宣告大明帝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