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阅读计划｜有一种爱情，是雨花台盛开的玫瑰

金陵城中，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陈列着127位革命烈士的文物，长眠着数千名牺牲在革命炮火中的无名烈士。其中留下姓名的烈士有1519名，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

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名作家写雨花台英烈丛书共五本，其中包括聚焦女烈士的《芳魂》，写“恰同学少年”的《学子魂》，写“贪生怕死莫入此门”的《黄埔魂》，写隐蔽战线的《谍魂》，而《绝恋》是专写烈士与爱人之间的爱情。

在《绝恋》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供职于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孙月红，从10对主人公的爱恋着笔，娓娓道来的10篇故事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石，描写出正当年少的婉婉柔情与投身革命的壮志难易。文学与历史相遇，共同绘出百年间的情深不改。

一百年前的他与她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绝恋》之中的革命爱情分外独特，那份属于雨花英烈的爱情格外悲壮，却也因为主人公献身革命而让生命迸发出特别的光华。

盲婚哑嫁如许鸿藻与叶雁苹。书中写道：“许鸿藻17岁那年，他的嫡娘去世了。许父决定，要在许鸿藻的嫡娘未出殡前把儿子的未婚妻娶进门。”在他们结婚前，许鸿藻的母亲去世，对叶雁苹来说，婚礼更像是葬礼，着素服、做“孝妇”。那一年的叶雁苹刚刚17岁。三年之后，他们有了一个孩子，20岁的叶雁苹哭送着许鸿藻去到大洋的另一端求学。

彼时还叫做许包野的许鸿藻寄给了叶雁苹一封信，他接受了西方的文明教育，支持自由恋爱，自然不愿让叶雁苹守着“生寡”。但离婚的要求被许父与叶雁苹拒绝，许鸿藻却也没有埋怨，相隔千里的夫妻保持了“月月通信”。叶雁苹没读过书，许鸿藻便在信中做她的先生，给妻子讲国外的见闻，讲男女平权，数年之间，“鸿雁相通，藻相依。”

书中也有自由恋爱如钱瑛与谭寿林，他们的故事开篇就像小说一样传奇。

在他们相遇之前，厌恶包办婚姻的钱瑛用一把剪刀、满身鲜血以及颈部的疤痕，挣脱了家庭旧观念的枷锁，换得了婚恋的自由。革命经历让他们从天各一方到相遇相知。广州起义失败后，谭寿林一路辗转奔波广州、佛山、中山、香港、上海，而钱瑛却更是“艰难很多”。钱瑛两次错过了起义部队，虽一路劳顿奔波，但生命还在。为了寻找党组织，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钱瑛的经历“惊险而传奇”。一个多月间，钱瑛在寻找党组织的途中四次遇到危险，死里逃生。被寡妇“乱点鸳鸯谱”，钱瑛一口回绝，反过来做寡妇的工作；用刚学的湖南话获取了检查士兵的信任；险些做了落水鬼，幸得好心的渔民相救；用一首仿《木兰辞》躲过搜捕。他们两个同样历经艰难却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并因为共同的信仰相爱。

在孙月红看来，诞生于战争年代的爱情难以求得圆满，“我若死了，你照顾好自己，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便已是那时最动人的情话。自1928年12月钱瑛与谭寿林结婚，到1931年春夫妇永别，两人结婚两年多，一起生活的时间“仅仅百日”。

《绝恋》不同于所谓的情爱小说，乱世谈情，这情注定不能完全纯粹。他们之间，有着更为壮烈的红，而这红色理想，又恰是他们情爱的滋养。

在孙月红眼中，烈士与妻子之间并不只是你侬我侬，更是“大爱”，无论是否是革命战友，他们都是夫妻，因而他们给予了彼此最大的理解与尊重，即便一方从容走上刑场，仍然是人已去，情难断。

在书写周镐与李华初的故事之前，孙月红见到了他们的女儿周慧励。李华初带着对周镐的思念走完了一生，即使二人在世时真正相守的时日不多，但在周慧励看来，母亲终生深爱着父亲。

周镐牺牲时，李华初才30岁，有人追求她，有人劝她改嫁，她却孤身带着对周镐的思念走完了一生。1956年，李华初久病在床，念叨的却依然是牺牲多年的丈夫：“治平，你究竟在哪儿呢？”带着无尽的思念与等待，她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

流淌百年的红

雨花英烈身上，最打动人心的是信仰的力量。有烈士曾直言诉说其对党的告白：“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对于他们，已然成为了一种不灭的信仰。孙月红在《绝恋》之中，忠于真实的书写传达出了足够有力的情感强度。

在邓中夏与李惠馨的故事中，孙月红用了近六页的篇幅完整还原了二人接受审讯的全过程，高强度的问答使得读者在阅读时作为旁观者都不免为之揪心。“这个对话就是我看到的原始资料，原汁原味，没有任何修饰。”孙月红思考再三，决定将这些真实的细节以最直白的方式展现给读者。在严酷的审讯过程中，夫妻二人靠着高度的智慧以及对彼此的绝对信任在应对时毫无破绽。

与纯粹的历史研究者不同，文学创作者的身份使得孙月红多了一份感性的思考。《芳魂》与《绝恋》中有许多从容赴死的革命烈士，接触着最为原始的资料，看着文字所记录着的他们的毅然决然与勇敢无畏，孙月红也在重新思考着生与死。“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烈士们面对死亡可以毫无恐惧，那么大义凛然、从容不迫，但阅读足够多的史料后我开始慢慢理解他们的勇毅，因为革命已经成为他们不可动摇的信仰。”

出现在诸多篇章中的“寻党”，无论路途多么遥远，无论行程多么艰难，但远方的那抹红色始终在支撑着他们。新时代的读者或许并不理解他们的坚持，但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对于他们来说，一定要找到党组织是放在每位共产党员心中的信念，党对于他们，已然成了信仰，已然成了一种终生的追求。

1982年，在李耘生牺牲50周年时，章蕴偕女儿与儿媳妇来到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祭奠丈夫李耘生。

50年里，章蕴怀着思念努力生活、工作。她成为了党内受人尊重的“大姐”，是为了新中国的发展而奋斗的战士。1952年，章蕴号召全国妇女“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即使她已是73岁的高龄，在任中纪委副书记后，依然做出了许多成绩，查处了多件大案。

1950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归来经过东北时，感叹于长春整齐的街道，繁荣的市面，为长春的恢复作出贡献的书记便是刘亚雄。为儿子取名纪原以怀念丈夫原道的刘亚雄，同章蕴一样，用余生为新中国的发展而奋斗。

无论是彼时尚百废待兴的长春，亦或是劳动部的工作，不管是身居高位，还是在“文革”中的被迫害，刘亚雄始终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1948年，党派她和蔡畅赴巴黎参加国际妇女代表大会。刘亚雄明白这是党对她的信任，却因考虑到解放战争形势正紧，主动提出留下主持东北局妇委工作。在长春时，她运用政策的威力，迫使日伪人员和国民党军警宪特登记身份，收缴流散的武器，解决散兵游勇，稳定社会秩序；抓居民返城、运输粮棉油等人民生活必需品，进行生产自救。

红色浸润后的心之所向

薪火相传，代代不息。新时代人们依然会怀念那些熠熠生辉的革命精神，五四精神、长征精神、英烈精神，这些革命精神在百年之前指引着革命走向胜利，在百年之后依然为人所敬仰，为人所怀念。

可当真正投入到对于历史的研究之时，那无法跨越的百年时光便成了最大的阻隔，并不是每一位革命烈士的故事都能顺利地被呈现在世人眼前。有时在查阅各种资料之后，却依然只能搜集到断断续续的记录，难以拼凑出他们完整的故事，对此孙月红也会感到遗憾。囿于纪实文学的特殊性，她并不能够像小说一样，用“脑洞”将故事补全。

征集资料、文物、长期展览、临时展览、日记、书信……这看似有条不紊、信息来源广泛的工作却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没人知道会在哪个环节中断。

“假如我没有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可能也会有别人的做。但是，时间流逝得越多，史料散佚的可能性就越大。我想尽自己所能记录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她很清楚，将这些珍贵的史料化为文学作品记录下来，是时代赋予她的历史责任。

供职于雨花烈士纪念馆的经历给孙月红提供了收集史料的便利。她长期关注雨花台英烈的相关历史资料，为了创作一次次地在蛛丝马迹中找寻它们，她自信自己可以将烈士故事最真实完整的一面呈现在大众面前。

当文学与历史相遇，孙月红使用文学化的语言将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的革命者的故事记录下来，成为历史的记录者，故事的传播者。她写烈士，读烈士精神，不可避免地被那些纯粹炽热的心灵所打动，让文学与历史碰撞出最为绚丽的色彩。

孙月红表示，她的下一本书或许仍会是长篇纪实文学。用纯粹的文字，揭开历史的面纱，还原他们的故事，让多年之后的我们依旧能感受到那段热血岁月的温度。

策划：邹举 王宏伟

指导老师：杨晓霞 张弢 张宁

撰稿：李海涵 蒋淑琪 张晶晶

视频：蒋淑琪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采写编评一体化”课程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