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一扒近妖的诸葛亮形象是怎么演变的

一说到诸葛亮，读者朋友们的脑海里浮现出的就是一个手执羽扇，头戴纶巾，能够“呼风唤雨，推演未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仙人版”的诸葛亮。

及至明朝时，又有一个“神机妙算刘伯温”，如果再往前追溯，又可以推举出“封神姜子牙”，于是形成中国历史上三大神级谋士天团，而在民间更是广为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

但实际上，这三个人的形象都是在明朝时期被推上神坛，明朝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巅峰，这一时期涌现了我们熟知的《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又有《金瓶梅》、《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醒世姻缘传》等等优秀古典小说。

诸葛亮的形象最终在明朝定型，并被推上民间崇拜的巅峰，其影响持续至今，那么诸葛亮近妖的形象是怎么演化过来的呢？

今天我就来扒一扒。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诸葛亮的形象演化

成书于西晋时期的正史《三国志》是这样评价诸葛亮的：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在正史中，诸葛亮是一个忠贤良臣，三顾茅庐，白帝托孤，诸葛亮北伐；这些真实的历史情节都为后来诸葛亮被神化提供了足够的基础条件，就像宋江接受朝廷招安而一跃成为《水浒传》的主角。尤其是白帝托孤这一事件和《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承诺更让诸葛亮被视为古代忠直的文臣代表形象。

当我们要去赞美一个人的时候，必然会抓住对方的优势进行无限夸张的放大，正如缺点都像星星，优点的太阳一出来时，所有的星星都黯然失色了。

出众的智慧和淡泊名利的品性为诸葛亮提供了被神化的基础条件，也迎合了古代士大夫阶层“修身，治国”的人生理想。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蔚然成风，加之流行清谈玄学以及志怪类的创作也开始兴起，诸葛亮的形象也随之悄然发生变化。

魏晋时期诸葛亮的形象并没有被美化，反而因为那时“帝魏寇蜀”的观念饱受士大夫们的抨击，在他们看来诸葛亮就是助纣为虐。

直到南北朝时刘宋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时，开始主要突出诸葛亮忠贤的正面形象，弱化他的负面形象。这是因为在此之前诸葛亮的形象还是饱受争议，譬如王隐所著《蜀记》曾言：

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横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所非所，老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可见，在魏晋时期，诸葛亮的形象没有被过多美化，反而受到否定和嘲讽，而且在魏晋朝看来，诸葛亮属于逆贼。魏明帝曹叡的招降书中更是说：

诸葛亮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神人被毒，恶积神灭。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为亮仇敌。而亮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削趾适屦，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而亮怀李熊愚勇之志，不思荆度德之戎，驱略吏民，盗利祁山。

在当时“帝魏寇蜀”的政治形态中，诸葛亮并没有受到推崇。但随着政治上的贬低是文学上的推崇，在东晋史学家孙盛的《晋阳秋》中利用一种魔幻现实般的手法描写了诸葛亮去世时的征兆说：

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在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

而罗贯中正是根据孙盛的这一段描写刻画了“损大星汉丞相归天”的故事情节。

如南朝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赞美诸葛亮说：

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观武侯素舆、葛巾、持白毛扇，指麾三军……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

这个描写对诸葛亮“白纸扇，头戴纶巾”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条件支持，也把诸葛亮定义为名士。此外这部记录了魏晋时期的趣闻轶事的合辑录对曹操的形象也有一定的贬损，大致有了“尊刘贬曹”之风。

除了史学家们对诸葛亮的认可和欣赏，特殊的时代背景也推动了诸葛亮的人物形象演化，从汉末以来，时局动荡，晋朝虽然经历了短暂的统一，但是很快又陷入到分裂之中。

而诸葛亮作为一个志在匡扶汉室，收复中原的人物形象，也就迎合了时代和民众的需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诸葛亮的人物形象演变，出现了如“七擒孟获”的民间传说。

随着隋唐的到来，诸葛亮的形象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平静，但“贤相”的人物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陷入动荡之中，山河破碎，许多文人仕子都渴望报效国家。这时候，诸葛亮作为一个特定的精神寄托出现了。

在数万首唐诗中，与三国有关的唐诗有136首以上，其中多以歌颂诸葛亮为主，其中尤以杜甫所做最多，对诸葛亮的人物形象美化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写下有《蜀相》、《八阵图》、《古柏行》、《武侯庙》、《咏怀古迹》等等大量和诸葛亮有关的诗歌。

如在《谒先主庙》中写“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杂耕心未已，欧血事酸辛。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在《诸葛庙》中写“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翊戴归先主，并吞更出师”，更是在《咏怀古迹·其五》中写“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如李白在《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中写“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宋代陆游在《书愤五首·其一》中写“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为了凸出诸葛亮的智慧形象，还把周瑜拉出来做陪衬，如李九龄在《读三国志》中写“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这一风气对罗贯中写“既生瑜，何生亮”的故事情节起到了推动作用。刘禹锡又在《蜀先主庙》借助刘禅来衬托诸葛亮的形象，“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

而这些诗歌其实都包含了诗人们“以古喻今”的目的。

随着“安史之乱”拉开了唐王朝走向没落的大幕，时局的动乱和政治的腐败，以及文人仕子渴望报效国家，多方面的因素结合，让诸葛亮的形象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的推崇。但是这时候对诸葛亮的形象主要还是集中在“贤、良、忠、直”的品德和智慧的美化之上，并没有对其进行艺术性的神化。

那个能够呼风唤雨的诸葛亮还是后来的事情。

从宋到明诸葛亮人物形象演变

在史学家中，“帝魏寇蜀”的观念一直长久存在，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以魏国来继承汉朝大统，可见蜀国并没有被承认是继承汉朝的正统王朝。也表明在宋代时期，蜀国包括诸葛亮都没有被视为和“正统汉朝”有关。

宋朝是商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一个朝代，文学事业也极度繁荣，民间戏剧逐渐兴起，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尊曹贬刘”的史学观念在南宋时期发生了变化。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当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时又把儒家传统观念“三纲五常”和自己的理学观念结合到一起。

于是，诸葛亮作为一个尽忠职守的“忠臣贤相”无疑迎合了朱熹的人伦道德的需求，因此诸葛亮的美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迎合了需要强调君臣伦理关系的需求。这就导致朱熹在编撰《通鉴纲目》时，直接把蜀国列为了正统，从此“帝魏寇蜀”的史学观念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应该说这是对刘备政权的地位性作出的重新定义，而官方对于诸葛亮的推崇也没有停止，从晋朝开始就加封为武兴王；唐朝时追封为武灵王，并赐庙；宋也赐“英惠庙”，加称“仁济”；连没有什么文化底蕴的元代统治者也追封他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

但是不管官方和史学界对诸葛亮如何推崇，都仅仅是利用他“忠心辅佐刘氏家族”这一因素对其进行利用，而史学家和文人们对他的推崇也局限在“贤、良”这些品质之上，并没有扩大到其能“呼风唤雨”的神化地步上。

因此诸葛亮的艺术人物形象是由艺术作品完成的，由于这些通俗读物或戏剧表演具有的巨大传播性和猎奇性满足了民间老百姓的观赏需求，诸葛亮便成为了那个能够呼风唤雨的诸葛亮。而随着“靖康之耻”之后，南宋社会普遍开始弥漫悲观的气息。

诸葛亮于是再次登上舞台开始为文人们广泛歌唱，其实就是借助诸葛亮北伐中原的事情抒发他们渴望收复北方的现实心情，可见诸葛亮这一形象的登场每一次都是迎合了当下的某种需求。而在元代时，随着戏曲的兴起，歌颂的诸葛亮的也非常多。

如阿鲁威在《蟾宫曲》中写“问人间谁是英雄？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风。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

周文质在《时乐新》中写“千里独行关大王，私下三观杨六郎。张飞忒煞强，诸葛军师赛张良。暗想，这场。张飞莽撞，大闹卧龙岗，大闹卧龙岗。”

但对诸葛亮的人物形象演变最重要的却是元代杂剧，在这些杂剧中，诸葛亮的形象已经不在局限于“人”的范围，而是趋于“奇人能士”的范围了，在歌颂诸葛亮的聪慧的同时，又给诸葛亮赋予了一些魔幻的能力，如呼风唤雨，料事如神，预测未来。

在元杂剧《两军师隔江斗志》、《黄鹤楼》、《博望烧屯》中，当诸葛亮登场时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平凡的诸葛亮了，而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诸葛亮。而且最有趣的是，元代杂剧中的诸葛亮并不是那个“手执羽扇，头戴纶巾”的文儒形象，而是一个道士的形象。

在另一个元代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中，这位无名作者以强烈的“尊刘贬曹”的思想观念把诸葛亮塑造成为一个神仙级别的军师形象，这对后来《三国演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历史为脉络，虚构了大量的情节。

正是因为这些杂剧话本是面对普通老百姓，所以需要追求情节上的趣味性和猎奇性，不同于士大夫阶层只是把诸葛亮当成一个精神寄托的介质和载体，以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情感。民间诸葛亮的形成更多的是以主观意愿和情感为基础进行改造的。

而《三国演义》看似是在改编三国纷争这段历史，但实际上它是一部彻头彻尾歌颂诸葛亮的小说，诸葛亮这个人物从始至终贯穿整部小说，成为了《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或者说整部小说就是以他为中心点进行展开的。

而这也主要是因为古典小说在进行文本构建时，必须要设立一条主要故事情节（匡扶汉室，收复中原），也要塑造几个或一个主角人物（孙刘曹、诸葛亮），而诸葛亮因为刘备之间那段堪称传奇的故事，以及个人的优良品质。

也就当仁不让的成为罗贯中笔下的主要人物和歌颂对象，他在搜寻前几代的资料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因此创造出了《三国演义》，同时也遵从民间喜好和“尊刘贬曹”的史学观念把诸葛亮塑造成为了一个志在“匡扶汉室，收复中原，料事如神”的神仙级别的军师形象。

自此，诸葛亮的形象也就在明朝定型了，《三国演义》的成功也让诸葛亮的形象从此深入人心，也逐渐脱离了他的真实形象，以一个艺术性的人物形象存在着这个世界上，乃至于说历史上。

小结

诸葛亮的形象从晋朝以后开始以阶段性的趋势不断受到推崇，在晋朝以前，诸葛亮的形象还是饱受争议，至少在吴国和魏国看来，诸葛亮是一个并不怎么受欢迎的人物。而在史学界的观念中，“帝魏寇蜀”的观念一直到南宋时期才转变过来，并在元代形成“尊刘贬曹”的风气。

而对于诸葛亮的推崇，上层文人和下层民间艺术作家之间呈现完全不同的趋势，上层文人因为其特殊的政治追求以及个人品性的缘故，对于诸葛亮的推崇也仅仅局限在其“忠、良、贤、直”这些个人品质，以及他和刘备那种和谐融洽的君臣关系。

而这些都是上层文人所寻求的人生状态，能够为君王赏识，自己也能够为君王效力，同时诸葛亮淡泊名利的品性也迎合士大夫阶层的喜好。所以上层文人对诸葛亮的推崇更多的是把他当成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而下层的民间艺术家们因为面对的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他们所寻求的就没有那么阳春白雪，为了满足老百姓的喜好，诸葛亮也就慢慢的被塑造为一个奇人异事，一个料事如神的神仙人物。而这实际上展现的是文人阶层之间不同的趣味和追求。

但不管上层文人还是民间艺术工作者，对于诸葛亮的这场造，神运动实际上其内在核心展现的都是我国文人和民间百姓对于“忠诚、智慧、情义”的追求和推崇，只有在这样的诉求下，诸葛亮才能被树立起来，就像西方树立的“唐吉坷德”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