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知县月俸银只有3两银子，如何养活自己？

（一）知县薪资

清仿明制，官员的俸禄水平很低，入关初期的朝廷命官们从朝廷领的工资主要由俸银和俸米组成。

一品官员年俸180两，俸米180斛（1斛=0.5石，一石=1两3钱）；二品155两，俸米155斛；三品130两，俸米130斛；四品105两，俸米105斛；五品80两，俸米80斛；六品60两，俸米60斛；七品45两，俸米45斛；八品40两，俸米40斛；正九品33两，俸米33斛；从九品31两，俸米31斛。

康熙到乾隆年间，一升最优质的大米价格在10文钱左右，1两银子等于1000文。

《清会典》记载，当时的1升相当于现在的1.5斤。

也就是说，一两银子在康熙到乾隆年间能买150斤最优质的大米。

以现今的物价推算，基层理政的正七品知县的月薪平均下来才两千元出头。

清代官制

（二）知县花销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普遍认识。

那么，明清时代的科举士子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科举程序的呢？

读书人在获得功名之前统一被称为童生，童生要想获取功名就要参加政府组织的“童试”，每年举办一次。这一步通过，应试者还要参加市级举办的府试和省级举办的院试。二试合格，应试者便会获得秀才的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可以遇官不拜。

秀才再往上考就是“科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但秀才参加“科试”有个条件，那就是需要接受本省学政的考核，成绩优良者才被允许参加“科试”。

过了“科试”，还有乡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由于乡试在秋天举行，又被称为“秋闱”。乡试要连考三场，每场考两天，极大地考验了应试者的体力和毅力。

考中乡试的秀才被称为举人，名列第一者被称为解元。

1498年，唐伯虎举乡试第一

乡试之后是会试，一般在乡试结束后的第二年春天，由礼部在都城举行，通过会试的举人被称为贡士，相当于候补进士。

会试之后是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一般在会试的第二个月，举行地点在皇宫，被录取的贡生被分为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就是我们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会被赐予进士出身，第三甲被赐予同进士出身。

殿试之后，进士们还要进行最后一轮考试，被称为“朝考”。成绩优秀者可以进入翰林院，被称为庶吉士（曾国藩28岁成为庶吉士），其余进士则直接进入官场，被授予主事、知县等职务，成绩最差的则会被分配到地方担任县丞等辅官。

由此可见，读书人为了完成“鲤鱼跃龙门”的人生蜕变，必须要付出想当长的时间攻读四书五经，难得有时间来研读其他经世致用的学问。

头悬梁

按照清朝制度，知县包揽辖区内的行政、财政、司法、教育等所有大权，诸如征解赋税、审理案件、治安联防、宣传教育、赈灾救荒、修筑堤坝等都属于县令的职责范围。

虽然朝廷为知县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以及公务人员，但最终还是要知县拿主意。

可这些科举正途出身的朝廷命官大多都很难胜任，而这些事情处理的好坏又关乎知县的考核以及升迁问题。

所以，他们只能聘请专业的人才来打理，这种人被称为“师爷”。

师爷按职责可分为多种，如帮助官员处理司法问题的刑名师爷和处理财政赋税事务的钱谷师爷。

此外，还有帮助官员起草文书的书启师爷、帮助官员对公文进行处理的挂号师爷，帮助官员披阅科举考试的阅卷师爷，帮助官员掌管衙门收支的账房师爷等。

因为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架起了一县最基本的行政能力，所以两者的报酬十分丰厚，年薪在几百两至几千两不等。

其他几类师爷的薪金则少得多，“幕中数席，惟刑名、钱谷岁修较厚，余则不过百金内外，或止四五十金者。”

政务有人处理，家务琐事也需要有人处理。

如此算来，知县那点微薄的工资根本雇不起。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使知县的处境雪上加霜，那就是受清初连绵不断的战争影响，中央压缩了县衙本就不充裕的资金占比。

维持生活、敬奉上差、办理公务，一切都需用钱，该怎么办呢？

（三）解决办法

1.加收火耗

中国以农业为主，土地和人力构成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其大部分税收亦来自地丁税，即张居正曾大规模推广的“一条鞭法”。

其他的，还有盐课、茶课、关税等其他占比很少的财政收入。

百姓纳税多是散碎银两，入库时需融铸成大锭，这便会有损耗，最终还需要老百姓掏腰包补足，是为“火耗”。

一般来说，火耗率在五到十之间，便可满足各级政府的需要。

但清廷对火耗率的征收并无定制，因此有的地方官便趁机横征暴敛，以补贴私用。

到了康熙后期，全国火耗的平均水平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有的地方竟达到了百分之八十甚至更高。

2.陋规出现

陋规，系指一切没有制度依据但又有传统规定的收入，如前文所述的火耗除了小部分用于地方开支以及一部私用外，还有一部分送给了一层又一层的上级。

再如众所周知的马嘎尔尼来华面见乾隆帝，其主要原因就是广州的英国商人不堪朝廷税关人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增加陋规规费。

令人咋舌的是，皇帝对陋规一事竟心知肚明。

1714年，川陕总督鄂海曾在递送给康熙的密折里开列了下属官员馈送的礼品：“鞏昌布政使送二百四十两，四川布政使送四百两，山西提督、总兵官由伊等份额所得东西内，各送二百两，四川提督送二百两，总兵官各送一百二十两。因西安粮道，四川按察使兼理盐务，俱各送二百四十两，总计算之，一年可得一万六千余两。”

很明显，无论是加征火耗还是陋规横行，买单的总是老百姓。

每逢荒年，“老幼弱稚半为尪积，少壮强勇乞食他乡”，社会开始动荡。

幸运的是，大清王朝遇到了果断刚强的雍正帝。

这位新君先用雷霆手腕清理府库亏空，整肃了吏治；后又推行火耗归公、摊丁入亩以及养廉银制度，完善了财政以及反腐制度。

几板斧下去，终将清帝国重新拉回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