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同马市的开设与汉蒙民族的渐进式交融

本文转自：大同日报

明代大同马市的开设与汉蒙民族的渐进式交融

吴天有

明代，大同镇是最早开设马市的地方，也是马市开设最大和最多的地方，大同得胜堡马市就是明代最大的马市。除得胜堡外，开设马市的还有新平堡、守口堡、助马堡、宁鲁堡、杀虎堡、云石堡等堡。马市的开设，不仅打开了明朝北方对外的商业通道，成为明朝最大的北方贸易陆路口岸，也开启了明蒙止戈息武的和平发展之路，促进了汉蒙民族的交往、交流和深度融合。

一、大同贡道与大同马市

明朝的外交政策，承袭几千年来的对外交往政策，与各国的外交，同样是一种朝贡外交，即作为天朝大国，明朝以接受其他国家和番邦的朝贡作为主要外交方式和手段。朝贡最初是边疆地区民族、部落在政治上服从于中原王朝国家的一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向中原王朝贡献方物的形式，表示对中原王朝的臣服，后逐渐演变为藩属国家对宗主国或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王朝的一种礼仪形式。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便开始奉行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对逃往北方的北元蒙古势力释放出极大的善意和诚意，与其友好相处。而在各国与部族向明王朝进贡时，也采取“厚往薄来”的“怀柔”政策。所谓“厚往薄来”，就是外国或外邦使臣向明朝进贡时，明朝对使臣回赐或回馈的物品，远远大于使臣进贡物品的数量或价值。凭借这种睦邻友好政策，到永乐朝后期，已经建立起一个以明王朝为中心的外交体系和以通贡为特征的东亚贸易体系。

最初，蒙古各部的进贡是从甘肃入关，经由甘肃、宁夏进入南京或北京。永乐七年（1409）八月，皇帝朱棣决定将蒙古使臣进贡的贡道改由从大同镇入关，至此，大同便被确定为蒙古使者进京的贡道。

大同贡道的开通，也为大同马市的开设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蒙古三部的臣服与朝贡

洪武元年（1368）明朝定鼎南京，元朝皇帝败退至北方草原，史称北元。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北元最后一位皇帝在捕鱼儿海被击败后，又被其部落首领杀害。至此，北元灭亡。此后，北方草原的蒙古部落逐渐分裂为三大部，分别为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分别位于明朝的正北、西北和东北，形成三大军事集团，对明朝构成威胁。

永乐朝时期，为了征服蒙古各部，明成祖朱棣采取了积极防御、剿抚兼施的措施，“顺则抚之，逆则剿之”。对顺从明朝的部，册封其首领为王，同时允许其向明王朝朝贡。对背离明王朝的部则予以征剿。在朱棣剿抚并用的策略下，到永乐朝结束，蒙古三部已经完全臣服于明王朝，瓦剌部、鞑靼部的首领相继被明朝册封为王。兀良哈部成为明朝的羁縻卫内附于明朝。

三、大同马市的开设

对于蒙古部落与使臣而言，朝贡本身不是目的，而朝贡过程中的礼品交换以及获得明王朝的给赐才是目的。通过朝贡，蒙古贵族与使臣可以换回自己需要的奢侈品（绸缎等）与生活必需品。

由于明朝的回赐大于使臣进贡的数量或价值，明朝对各国各邦每年进贡的次数、使臣数量及所贡物品的数量是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的。而为了换取更多的物品，蒙古使臣的进贡人数或所带礼品的数量常常超出明朝的限定。对此，从正统初年开始，明王朝便采取两种方式加以应对，一是将多余使臣留驻大同；二是以质量差或数量超限为由拒收部分贡品。

但是，蒙古使臣远路迢迢地来了，就不愿意将礼品再带回去。于是，在从大同出关前，就会把剩余的礼物做为商品，私下卖给大同当地的军官或百姓，并从大同换取他们所需的物品，于是也就产生了私市。鉴于这种情况，明正统三年（1438）四月，巡抚大同右佥都御史卢睿奏请在大同开设官方马市，得到准奏。这就是明代大同马市的开始。

四、战争与马市——碰撞与交融

第一次马市的开设，到明正统十四年（1449）就中断了，随后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原因在于瓦剌部势力和野心的膨胀。

永乐时期，位于蒙古草原西部的瓦剌部，通过依附明朝和利用明朝对鞑靼部的征伐，逐渐吞并鞑靼部和兀良哈部，到明正统十三年(1448),瓦剌部已经控制了东起今克鲁伦河下游、呼伦贝尔草原一带，西达哈密及其以西的裕勒都斯河流域，北抵叶尼塞河上游，南临长城的广袤地区。领土扩张的同时，掌握实权的瓦剌太师也先的野心也迅速膨胀。他将自己统治下的蒙古地方政权称为“北朝”，将明王朝称为“南朝”，与明朝抗衡。

也先的挑衅是从朝贡开始的，原本按照明王朝的规定，朝贡是一年一次或两年一次，朝贡的使臣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然而，随着瓦剌对蒙古高原吞并的加快，也先的朝贡次数和使臣的数量，便逐渐突破明朝的限制。不仅一年多次朝贡，而且朝贡的人数也由最初的几十人上升到几百人、上千人，最多时达到三千人。对此，明朝采取了隐忍。孰料，这种隐忍更增加了也先的野心。到后来，也先还采取欺骗的手段，通过多报人数骗领赏赐。在骗局被揭穿后，也先恼羞成怒，在大同以北大举陈兵，并最终导致“土木堡之变”的发生。此后，朝贡中断，双方开始兵戈相见。

“土木之变”后，也先成就了自己的可汗梦，明景泰二年（1451）十二月，他将被自己当做傀儡的可汗脱脱不花杀死，自封为“大元天圣可汗”，以同明朝平起平坐。然而，也先的可汗梦没做多久，便因内讧而被杀，蒙古帝国再次分裂。

50年后，被蒙古人称为中兴之主的达延汗再次统一蒙古。达延汗时期，起初也曾与明王朝建立过短暂的通贡关系，但很快这种关系便告破灭，双方的冲突变得更为激烈。达延汗死后，他的继承者博迪汗对明朝的进攻甚至到了“无岁不入寇”的地步。通过入寇，一步步蚕食明朝边境领土，河套地区、丰州川地区（今呼和浩特、包头地区）先后被纳入其版图。最后，这些地区逐渐成了后期崛起的俺答汗的领地。

五、得胜堡马市——走向融合

俺答汗时期，蒙古高原灾荒不断，为此，他急需与明朝恢复朝贡关系。但由于明蒙双方积怨已深，猜忌严重，俺答汗的多次请求都被明朝嘉靖皇帝认为是阴谋和骗局。以至于明嘉靖年间大同等地战乱不断，史称“边无虚日”。更为严重的是俺答汗曾两次大掠山西，一次大军逼近明朝京师。不得已，明朝皇帝于嘉靖三十年（1551）允许在大同开设马市。但可惜的是明蒙双方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互信，却被投靠蒙古的汉奸所破坏，致使马市开设不到一年便草草收场。此后，双方再起兵戈。

有明一代，明朝在大同四次开设马市。分别为正统三年（1438），到正统十三年（1448）关闭；弘治十一年（1498），翌年关闭；嘉靖三十年（1551），当年关闭；隆庆五年（1571）。从隆庆五年起，大同马市才延续了下来。

隆庆五年马市的开设，虽说是由一次契机所开启，但也是由明蒙双方的共同需要所决定的。实际上，从蒙古人退出中原起，就发现他们对中原的经济依存度极强。从蒙古贵族的奢侈品到普通牧民的衣着、生活用品，都需要中原的供给。当通贡这种贸易关系被停止后，蒙古人需要的生活物资就难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于是，战争便成为他们获取上述物资的主要手段。这也正是明蒙之间二百余年来战争与朝贡交替发生的根本原因。

而长久的战争使得明蒙双方都深受其害，为了应对蒙古的侵扰，明朝将国力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并花费巨资修筑了万里长城，蒙古百姓同样为此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到了嘉靖朝后期和隆庆朝时期，年老的俺达已经厌倦了争战，而此时，由于宣大等地马芳等一批骁勇战将的出现，俺达汗等对明朝的入侵，已经很难占到便宜。为此，开设马市，交流互惠已经成为明蒙双方的共同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同巡抚方逢时、宣大总督王崇古抓住蒙古内部一次矛盾的契机，及时上奏朝廷调整战略，缓和双方的关系。通过和谈，明王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俺答汗向明朝称臣，并在大同得胜堡开设供明蒙双方交易的马市。此后，以得胜堡马市开设为起点，大同镇的守口等堡、宣府镇的张家口堡、山西镇的水泉营堡等大同、宣府和山西三镇都先后开设了马市。至此，马市代替了兵戈，开启了双方贸易互惠之路。

结论

大同马市是明蒙双方由冲突走向融合的标志，期间经历了异常曲折的道路，终于在大同、在得胜堡走向了融合。马市的开设具有政治意义，也具有经济意义。政治方面，是明蒙关系由战争走向和平的标志，通过马市又进一步增强了汉蒙民族的融合，增强了中原王朝对蒙古各部的向心力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经济方面，通过马市贸易满足了明蒙各方的需求，促进了大同、张家口和归化等地的繁荣和长城沿线经济的发展。而马市影响之深远，更是促进了中国北方陆路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大同马市成为明清“万里茶道”的时间起点。

（作者系大同长城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