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庚午年》中的王之佐是如何得印的？

电影《满江红》持续引爆观众观影热情，不少地方掀起了一波波影剧相关的“回忆杀”和“打卡潮”。吴江作为人文底蕴深厚的江南水乡，与这位举国上下妇孺皆知的大英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吴江曾在松陵东门外垂虹桥底建有一座三忠祠，纪念吴国大臣伍子胥、唐朝将领张巡、宋代抗金名将岳飞。

鲜为人知的是，岳飞随身的玉印曾被吴江梅堰人王之佐收藏，吴越大地上二百人为之题咏，题咏者中有吴江人近五十位，一时传为文坛佳话。杭州岳王庙里的《岳武穆王词》碑也为吴江人赵宽所书。岳飞后裔还在盛泽、平望、黎里等地行医坐诊过。

《宝印集》岳王印文

砚农得宝印，遍征题咏集

先来认识一下王之佐。王之佐，字砚农，号翼如，清代吴江梅堰人，嘉庆十四年（1809)入震泽县学。道光元年（1821）与翁广平（平望人，《[嘉庆]平望镇志》编者）一起举孝廉方正，受赏六品顶戴。王之佐喜好吟咏，初以白燕诗知名，人呼其为“王白燕”，亦擅于画兰，工于书法。王之佐疏财好义，创设善堂、建立义庄，以赡养族人。道光三年（1823）水灾，王之佐将家中粟米拿出来赈济灾民，并不避艰险，灾民因此存活下来。他曾在乡里建思陆庵，奉祀杨诚斋（杨万里）、陆务观（陆游），因为二公曾到过梅堰并留下吟咏。王之佐一生著录颇丰，著有《洞庭游草（三卷）》（注：与凌凤超、王棠、王之藩合著）《种竹山房诗草八卷集外诗》《金海楼合稿（辑）》《青来草堂汇编》《吴中两布衣集（二十卷）》《白燕倡和集（六卷）》《宝印集》《绘水集》等。

其中，《宝印集》的成书即因岳飞印而来。王之佐得到岳飞玉印后，钤印于纸，遍征题咏于吴越间士大夫，后结集诗联刻印，编纂成书。翻开《宝印集》，笔者细读内文，才知晓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深感吴江及周边文人志士对岳飞这位抗金英雄的崇敬之情。

乌程（古县名，辖地属今湖州）孙燮在《宋岳忠武王玉印记》中如此写道：“宋岳飞忠武王私印玉为之，高一寸，广一寸，而缩刻王姓名二字，篆法甚奇古，相传乾隆时有渔父得之湖湘之间，遂流传到江左震泽王征士砚农购得之。”

王之佐在书中的自述的得印经过更为详细：“乾隆间有贾客于湘江得之渔父，后为余同里卫氏所藏。庚午归于余。其时余师李紫纶先生之兄宝斋丈知而借观，因为师携去，师旋捐馆。屡向宝斋丈索之，未得也。今春谒王祠墓于西湖之棲霞岭下，获观李柯溪、段星川两君所购王之官印及所譔文，枨触前事，归复向李氏索之。冬，师之嗣君希蟠捧印来归，并述宝斋丈语云爱之不忍释，今老矣！不还恐见负。余不禁狂喜。”

从自述中我们可以得知王之佐得印的时间为嘉庆庚午年，即1810年。得自同里卫氏，后来被老师李紫纶的兄长李宝斋借观，因其老师李紫纶逝世，他二十年间多次向李宝斋索要无果。道光十年（1830），王之佐拜谒杭州的岳飞祠墓，看了李柯溪、段星川两位所藏岳飞官印及他们的撰文后，又勾起来自己所藏印被借未还的往事，于是回家再次写信索要。这年冬天，老师的儿子李希蟠捧印来还，说是李宝斋因爱印心切，不忍释手，现在他老了，如再不归还就有负于王之佐了。宝印复得，王之佐心中狂喜，冥冥之中，似有岳王保佑，他不禁发出了如此感叹：“因思是印已历六百余年，梅堰距湘江几千里，而王之灵爽若有以呵护之者，殆如水之行于地中，固无处而不在也。”

王之佐便钤印数百张，乞请同人为之歌詠，并为弆藏该印的书斋颜名为“宝印斋”，以誌其缘起。对于李宝斋借印不还的一段插曲，王之佐哂之一笑，曰“宝斋丈爱古之心亦藉以弗谖”，坦然而过。

《宝印集》俨然是一本长三角地区的诗歌题咏集，收录了近二百人的诗词，蔚为大观。撰文的文人中，长三角地区文人占了绝大多数，而超总数五分之一是吴江人，带有鲜明的吴江元素。翻开扉页，“宝印集“三个大字映入眼帘，书名由吴江嘉庆七年的进士——盛泽人程邦宪所题，三个大字端庄圆润，浑厚大气。为书作序的有平望吴鸣锵、长洲顾承敬、嘉兴李富孙、泾县朱珔、乌程孙燮等。斋铭印赞的有吴县石韫玉、安吉郎葆辰、吴江赵桂生、张履、周梦台、平湖黄金台等。题咏的吴江人则更多，有徐达源、叶树枚、沈烜、郑璜、杨秉桂、陈希恕、金黄钟、金锡桂、凌凤超、赵筠、金作霖、吴载、王观潮、赵函、朱瑞增、陈寿熊、金钟秀、钟鼎、金锐、沈眉寿、张沅、李王猷、沈曰寿，黄尔寿、柳清源、吴汝谦、沈玉渠、陆日矄、王元榜、郭凤、唐寿萼、仲湘、黄楚湘、孙灵琳、张陆惠、达尘等。

值得一提的是，《宝印集》还收录了柳亚子先生的高祖——柳树芳的诗赞。诗中道：“沉埋转徙六百春，天教归与王征君。征君好古真绝纶，一气能继精忠魂。失而复得中有神，惟孝子堪配忠臣。忠臣死且不爱身，长城易坏海易尘。银瓶破碎金井堙，区区一印何足论。惟王之忠撑乾坤，丹心不化为烟云。精气固结千年存，一名一物皆堪珍。”

嘉庆版《黎里志》的编者徐达源与王之佐有姻亲关系。笔者收藏有一件王之佐写给徐达源之子徐晋镕的信札。信中王之佐称徐晋镕为“双螺姻世丈大人”，落款为愚姪，可见关系之亲近。徐达源也收到王之佐所藏的印谱，观印有感云：“想见朱仙镇上时，指日中原可重取。梦中一笑两宫还，记得黄龙痛饮语。……王死年仅三十九，摩挲玉质几经手。帝三御宝今安有，煌煌私印垂不朽”。在徐达源心里，这是一段”王郎好古遭神物，钤把丹心武节扬“的经历，印是神物，人是名人，值得一记。

《宝印集》还节录有岳飞玉印的全形及印面正文，吴江清代刻印高手杨澥（号龙石，与王之佐交好）为之题名“岳忠武王名印全形”及“岳忠武王玉印文”。玉印螭钮盘结，全形逼真，为海宁金石僧六舟所绘立体图绘；印文清晰，“岳飞”二字古风扑面，“剥蚀处微有赭墨作云霞纹，似经劫火者”，有诗赞“老蛟掉尾血如雨，玉印腾空出罾罟。方围寸寸芝泥红，琢出昆吾字奇古。”

六舟和尚绘岳王玉印全形

赵宽书碑字王词传千年

明嘉靖十五年（1536)，时任浙江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政的徐阶（后出任内阁首辅）为岳飞编辑《岳武穆遗文》。其中便收录了《满江红》这首词，后广为人知。徐阶收录的这首词又从何而来呢？它来自杭州岳王庙的石碑《岳武穆王词》。这块石碑是明弘治十五年（1502）立的，现存于岳王庙北碑廊最西端。据清代编修《岳庙志略》记载：弘治年间浙江镇守太监麦秀重修岳庙，读岳飞《满江红》词，深为感叹，乃令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书写此词，刻石立碑于庙内。《岳武穆王词》碑也名《满江红·怒发冲冠》碑，通篇书法介于行楷之间，笔法沉稳健硕，一气呵成。现碑系后人在1979年根据存世拓片复刻而成，碑高236厘米，宽111厘米。

近现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所著《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三《岳武穆遗文》进行了详细考证，可佐证笔者观点。他查考到李桢刻本《武穆集》卷五收有赵宽的《刻满江红词碑记》，其中云：

“镇守麦公重修岳武穆王坟庙成，得考功主事杨子器名父为崑山令时所刻王送张紫巖北伐之作，叹曰：伟乎壮哉！王之手书也。遂刻而寘之东庑。既又读王所制《满江红》词，叹曰：“思深哉！盍表而出之以示人。因议刻石寘之西庑。三司诸公咸乐观厥成，俾宽书之。”

碑中所言镇守麦公者，盖指弘治时期浙江镇守太监麦秀。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九云：“葛岭之西为凄霞岭，岭下为岳武穆王墓，庙中有石刻飞诗词二首。弘治间，太监麦秀重建殿寝”，记录此事但语焉不详。麦秀之名见《明史》“宦官·何鼎传”，记载其廉洁爱民。至于《满江红》诗词，确实由麦秀开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并非岳飞亲笔。

赵宽书《岳武穆王词》碑

书写者赵宽，吴江人，字栗夫，号半江，出生于松陵西濠赵氏世家，是明代《吴江志》著者莫旦的女婿。成化十七年(1481）中进士第一。历官刑部郎中、浙江提学副使、广东按察使。赵宽诗、文、词、书皆工。为文雄浑秀整，行草颇清润，词则疏朗淡远。著有《半江集》十五卷。在浙江的前后七年里，赵宽坚持大节，致力于人才培养。赵宽后升为广东按察使。赵宽一生为人光明简易，正大端庄，操持自信不妄；与人交辄倾尽肺腑，人亦乐与交。他清俭自持，心地坦荡，为官二十多年，家中财产竟无丝毫增加。除书籍外，澹然无欲，“焚香拂几，展书静对，如与圣贤为伍”。逝后被迎入苏州沧浪亭的五百名贤祠中。

《满江红》的真假成了业内悬谜，我们姑且不论。但吴江人赵宽书写的石碑却在岳王庙竖立了500多年，至今为人观瞻，传诵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