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与朱元璋为何都曾向高丽进贡

数千年中华青史之上，有一个从未缺席过的邻居，在历史变迁的各个时期，它向来都不曾是看客。

元末，烽烟四起，群雄逐鹿。

韩山童、刘福通、郭子兴、朱元璋、张士诚……中国历史铭记住无数个响当当的名字。英雄也好，奸雄也罢，成王败寇如有轮回。

英雄的故事我们都能娓娓道来，但在耳熟能详的历史之中，仍有那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邻居，朝鲜半岛上的海东之国，此时称为高丽。

“撮尔小国”有何作用？

当然，在我们璀璨的历史文化传承面前，很多人从不愿正面直视地缘政治附带的历史作用。

别忘了！这个“撮尔小国”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国运，历史上的数个朝代皆是如此，甚至包括我们的那场“立国之战”。

言归正传，元末纷乱四起，这个叫高丽的小国，也在其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当然“首鼠两端”的本质不改。

即便如此，就连朱元璋这样的大英雄仍要与其结好，全无数十载后宗主的霸气。而诸多江南英雄更是轮番“献媚”，甚至有人几遇屈膝认租。

这其中尤以朱元璋的老对手张士诚最为积极，那么与小国高丽有同样气质的张士诚，为何会对高丽“眉来眼去”呢？

韩山童颍州起义，高呼“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足见当时内外无靠的起义军，在精神上是希望崇尚中原文化的海东诸国能给予响应的，也能显示出时人对它们的认同。

但这之后，所谓海东诸国的代表高丽国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元顺帝至正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54年，称王建国的盐贩子张士诚占据高邮近一年，南北漕运阻断，元大都开始出现饥荒。

右丞相脱脱为解粮荒，也为枪打张士诚这个“出头鸟”，率兵百万围攻高邮。这“百万之众”的先锋军不是蒙古铁骑，也不是百战精兵的色目人，而是两万多人的高丽兵。

脱脱围攻高邮是在九月，早在六月高丽就收到了“请兵令”，作为藩属国的高丽此时还未能了解农民起义全貌，立即派两千精兵，汇合驻扎在辽东的兵力，合兵两万充作先锋。

高丽军数次接敌均未占得便宜，当然在它们的历史上，说得是高丽军差点攻下高邮，只因蒙古将领抢占功劳而半途作废。

高邮一战，右丞相脱脱后院起火，被元顺帝整到了吐蕃，半路毒酒赐死，“百万大军”作鸟兽散，高丽军也退回了辽东。

可以说，张士诚与高丽也是结过仇怨的，不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政治更不过如此，没有永远的敌人，这话从来都不会错，这一战，成为二者未来交结的基础也未可知。

高丽军退回国后，为高丽恭愍王带回了元军与起义军的情势，也让高丽上下对形势有了新的认识，也有了新的打算，毕竟看得就是利益。

高丽恭愍王先是快速清除国内亲元势力，又借机收复北部大量失地，派军渡过鸭绿江，侵占辽阳行省数府地。

高丽摆明要摆脱元廷控制，而元廷也确实无力北顾，只能反复派人申斥，后来甚至改为安抚。高丽利用起义军完成了几代夙愿，但仍保持着与元廷的表面关系。

高丽再次与起义军发生龃龉，已经是至正十八年末的事情了，刘福通北伐的中路军渡过鸭绿江，攻陷义州城，杀官民数千。

在北方起义军游弋辽东之前，已经有了高丽与南方起义军的“亲密接触”。

首先是台州方国珍，他在至正十八年的五月，派人前往高丽投献方物结好。

到了七月，已经投降元廷，成为江浙行省丞相，被称为太尉的张士诚也遣人前来。

随后，又有江浙海岛防卫万户丁文彬遣人前来，更通文称高丽为大邦。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主要势力范围为江浙地区，这里是传统的海贸昌达地区，商人与高丽、日本等国长年通商，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海贸收益。

几人结好高丽，从表面目的上看是为了通商，但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政治原因。至正十八年后的张士诚等人，不是成了元廷的官员，就是与元廷结好，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强劲对手朱元璋。

《高丽史》：“秋七月甲辰，江浙行省丞相张士诚理问实剌不花来献沉香、山水精山画木屏、玉带、铁仗、彩段，寄书略曰：‘迩者中夏多事，区区不忍生民涂炭，遂用奋起淮东，幸保全吴之地，然西寇肆凶，残虏百姓，虽志存扫荡，而未知攸济而，念闻国王有道，提封之内，民乐其生，殊慰怀想’。”

《高丽史》中这一段的记载之时，张士诚已经被朱元璋打得投降了元朝，做了太尉。文中所指“西寇”自然是指朱元璋，此文虽然写得中规中矩，较之丁文彬的趋炎附会要好，但也多有恭维之势。

《高丽史》：“二月乙酉，红贼移文于我曰：‘慨念生民，失陷于胡，倡议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者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今令诸将，严戒士卒，勿得扰民，民之归化者抚之，执迷旅拒者罪之’。”

此段为北伐红巾军向高丽的移文，较之张士诚之文，一个气概滔天，一个欲拒还迎。当然，二者的情势不同，此时的红巾军气势正盛，而彼时张士诚则投靠元廷，每年向大都送粮来维系关系，确保反朱的松散同盟关系。

《高丽史》中记载了多位南方起义军领袖遣人交好记录，尤以张士诚最多，前后高达12次，而高丽则两次遣人来访。

从记录上看，张士诚交好之意非常迫切，且随着与朱元璋的战事发展而频次加大，反倒是高丽不温不火，很少坦诚政治上目的，多以商贸上的寄予为主，颇有些中立的味道存在。

分析张士诚目的无非有三，一是与元廷、高丽各方结好，引以外援，对抗朱元璋；二是为自己铺垫后路；三是通商，增加经济收益。

这期间，朱元璋也曾派员前往高丽，投献的物品耐人寻味，与诸人不同，竟是兵甲武器，其中意味难明。

乱世纷争，政治上的投机，无外乎争取最大的利益，所谓外交也是如此。地缘政治格局之下，针对“撮尔小国”的政治投机也在所难免，只可惜所托非人而，未能形成新的历史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