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嘉铨身犯何罪被打入死囚之中，皇帝为何又降旨释放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被关在刑部大牢中。在被处死前，他从容饮下三杯酒，吃了两块肉，转眼竟得悉皇帝释放他的旨意。

这位老人是谁，身犯何罪被打入死囚之中？皇帝将他下狱又降旨释放，究竟是仁慈宽厚，还是别有用心呢？

“狂傲悖逆”的名臣之后

清朝初期，有一位名叫尹会一的官员，此人雍正年间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累迁工部员外郎、襄阳知府、两淮盐运使等职，在任期间多有政绩；

他不但是为名臣干吏，还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大儒，他著有《健余先生文集》、《四书笔记》等作，在任期间在州县建立社学、宣扬程朱理学，还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孝子，朝野内外皆有声名，就连乾隆皇帝都亲自赐诗褒奖。而前文那位被押入死牢的老人，正是这位尹会一的儿子——尹嘉铨。

可以说，尹嘉铨是名副其实的名臣之后，在这样的家世之下，尹嘉铨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他也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后来，他不但考取了举人，历任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和大理寺正卿，还在文化上颇有建树，将朱熹《小学》增辑为《小学大全》，另有多首诗文流传于世。

如此看来，这将是一位与其父一样，学问、仕途两面开花的传奇人物。可惜，这位尹嘉铨做学问和做官都还说得过去，但作为皇帝的臣子却有些不知深浅。他在为大清效力半生之后，却因晚年的一次狂悖之举彻底惹恼了皇上，他的命运也因此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突遭横祸：请谥风波

乾隆四十六年，皇上西巡五台山，正好路过尹氏父子的家乡保定。此时尹嘉铨早已致仕还乡，听闻此事后立刻派儿子递上了一道奏折。在折子中，尹嘉铨请求皇上降下恩旨，为其父尹会一加谥。

不料乾隆览后大为不悦，批复道：“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尹嘉铨为父请谥的小心思，其实也不难猜测。

其一，乾隆皇帝曾经亲自赐诗褒奖父亲尹会一的孝行，在尹嘉铨看来，为父亲请求谥号应该并不是什么难事，一旦为父请谥成功，自己不仅作为其子与有荣焉，更是可以借此博得孝名；

其二，乾隆皇帝大力倡导孝行，凡有孝行声名者，很多都得到了朝廷褒奖，自己此番为父请谥正是为投其所好。只是没想到，尹嘉铨这份溜须拍马的心思并没有得到皇上的赞赏，反而拍在了马蹄上。

就连后人都不难看出，乾隆皇帝的这份批复，在言语之间已经相当不客气了，尹嘉铨混迹官场多年，更是没理由看不出来。可偏偏就是这个老臣不识好歹，竟又递上了第二份奏折，所提要求不但没有减少，反倒变本加厉。一个退了休的三品官，竟然请皇帝批准，将本朝的几个故臣填入孔庙陪祀之列，还在名单的末尾不死心地加上了他父亲尹会一的名字。

乾隆皇帝日理万机，批阅完各地的军政事务，突然发现这个尹嘉铨又递上来一份奏折，皱着眉头看完之后不仅勃然大怒，御笔一挥，写下九个字的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于是火速下旨将尹嘉铨逮捕入狱，同时派遣北京、保定两地的官员抄没其家，并清查尹嘉铨的本人著作、所藏书籍和来往信件，务求找到此人欺君罔上的罪证。

小题大做的“文字之狱”

两地官员们得到圣旨后，立刻开始收缴尹嘉铨家中所藏的书籍、信件，光是尹嘉铨的北京故宅中就搜出“书大小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钉书籍一柜，法帖册页六十五本，破字画五十八卷，书信一包计一百十三封，书板一千二百块”。

并派遣有司官员详加审查，果然从尹嘉铨的文句之中找出不少狂悖不堪的“欺君”之语。

然而，尹嘉铨这两道奏折充其量只能算是不识好歹。说重，则没有贪腐谋反之行；说轻，倒也足够定个妄议朝政之罪。乾隆皇帝为何大费周章搜集尹嘉铨的文句，从严、从重地审判尹嘉铨案呢？

实际上，乾隆皇帝这种从大臣的平日文句中寻找罪证的行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字狱”。

“文字狱”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罕见，封建统治者们为了维持文化专制，牢牢地将国家的统治权攥在手里，往往对百姓实行愚民政策，再对文人阶层施以高压，意图钳制臣民的思想，生怕会出现一篇煽动民众、动摇自己权威的文章，于是历朝历代的“文字狱”便应运而生。

然而文字狱并不是每一朝都如此兴盛严苛，越是皇权孱弱或动荡分裂的王朝，皇帝对文化的钳制就弱小一些，而越是皇权专制、统一兴盛的王朝，“文字狱”就越发严苛。

到了清朝，“文字狱”的残酷程度更是登峰造极。胡奇生先生在《中国文祸史》中写道：“（清代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清王朝“文字狱”如此之兴盛，一部分原因是清朝的皇权专制臻于极盛、形势总体上趋于平稳，皇帝有足够的力量控制臣民的思想；

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相对于其他朝代而言，有一个敏感而特殊的身份——少数民族。相对于同为少数民族的元朝统治者，清朝统治者明显更为接纳汉族文化，并积极从儒家学说中寻求统治伦理。

然而，传统的儒家学说讲究华夷之别，他们又是以外族身份入主华夏的异类，这不可不谓两相矛盾。明末清初，汉族士民积极抗清的往事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更加重了他们在文化和身份上的敏感。

因此，清朝统治者对于“文字狱”如此严酷而执着，也就不难理解了。雍正朝的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因为写下“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而被认定是毁谤本朝、意图复明，最终惨遭处死，祸及师友。此案正是清朝统治者这种心理的生动体现。

不过，随着局势的逐渐平稳，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消解，雍正皇帝后来更是在《大义觉迷录》中正面驳斥了传统的华夷观。因此清朝前中期以后，“文字狱”逐渐不再以民族矛盾作为主题，尹嘉铨这种毕生服侍清朝的人更是不可能存有反心，乾隆大费周章搜查其文书信件又是所为何故呢？

从对尹嘉铨的审讯记录中，我们便可窥知一二。为了给尹嘉铨定罪，主审官员们搜罗了其文章中大量“悖逆”之处。

首先，是这尹嘉铨吹嘘自己是孔子的继承人，更是“孟子后身”，这便是欺侮圣人之罪；不仅如此，他还自诩“帝师”，并将“古稀”作为自己的称呼。

若在以前，成为“帝师”是每个士大夫最高的封建理想，“古稀”更是自古以来对老人的称呼，尹嘉铨此时早已年逾七十，用此称呼也未尝不可。

然而，坏就坏在乾隆皇帝也以“古稀老人”自况，更是怀疑尹嘉铨欲以“师徒”关系破坏君臣伦理，因此这两条也成为了尹氏不得不认的罪状。

如果说以上三条还只能展现清朝统治着的专横，那接下来的两条，便是将乾隆皇帝“小题大做”的真正目的显露无疑了。

此案的焦点之一，在于尹嘉铨编制的《名臣言行录》将高其位、张廷玉、鄂尔泰等人一并列入，并作出了“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的评价。

此条被当做罪证，不难反映皇上的心态：本朝有无名臣、奸臣，谁是名臣、奸臣，都不能由你这么一个小小的臣子评价。同样，谁应得谥号，谁该陪祀孔庙，一样由不得做奴才的插嘴。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尽管民族矛盾已不再尖锐，但对文化的控制权和解释权仍然重要。尹嘉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凭借自己的一厢情愿一再挑战皇帝的权威，这才成为了送上门的磨刀石。

除了对尹嘉铨的“罪行”进行揭露和审判，乾隆皇帝对其本人也是极尽侮辱之能事。

主审官从尹嘉铨所作《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文章入手，认为其妻悍妒，故意要给尹嘉铨娶一个五十岁的老处女；甚至还从皇帝那里得知，尹嘉铨在向皇上讨要官翎时，声称自己讨不到就没有脸面面对妻小，到了“学作女人声音貌状，恳切乞恩”的地步。

乾隆皇帝将这些事情拿到台面上大讲特讲，哪里还是仅为了审判尹嘉铨“罪状”这么简单呢？

分别是要彻底将此人的颜面、廉耻摧毁。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就极重声名脸面，这种责任感促使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上至汉朝的士人“清议”，下至明朝的廷臣朝议，这些文士集结起来，一直是制约皇权的重要力量。

为此，东汉灵帝不惜降下著名的“党锢之祸”，明朝威名赫赫的“廷杖”打死人也是屡见不鲜，可却都没能压弯士大夫的骨头。

然而，乾隆帝此举从精神上将一个声名显赫的士大夫彻底羞辱和摧毁，不但效果更著，而且杀一儆百。倔强的士大夫们终于明白，他们的风骨在大清强横的皇权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简单言之，“尹嘉铨案”只是一个缩影，折射出的是清朝统治者“文字狱”最重要的两个禁锢方向，一个是对文化，一个是对文人。通过这样的手段，清朝的皇帝们完成了士大夫从“臣子”到“奴才”的转变。终清一朝，有过无数兢兢业业的忠仆，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前朝各代那样铁骨铮铮、敢于对抗皇权的“直臣”。

完成对尹嘉铨“罪行”的审判之后，有关部门将其定为凌迟处死。

乾隆皇帝先是假意念在尹氏为国操劳一生，将其改判斩立决，后来又将其赦免，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在吃饭的时候，尹嘉铨喝下三杯酒，吃了火腿和肥肉各一片，神情平淡，没有丝毫恐惧。

监视的人将他的行为汇报给乾隆后，乾隆沉思了片刻，想到：尹嘉铨素有文名，如果执意杀了他，恐怕会在天下文人那里留下不好的名声，况且，看他在临死前还能泰然自若，想来是没有什么异心，还是放了他吧。

狱中的尹嘉铨“认罪伏法”，眼见这一幕的士大夫们胆战心惊，乾隆的目的已然达到，自然犯不上再脏了自己的手，于是将之释放，反倒是成就了自己“仁君”的美名，帝王心术何过于此？

这个故事被记载在李岳瑞的《春冰室野乘》中。

尹嘉铨自是糊涂，本来他家世优渥、父子知名，长大后为学做官都成绩斐然，如果安分守己，也不失为一代名臣。可惜他混迹官场多年、为国操劳半生却不知天高地厚，最终成了皇上用来儆猴的“鸡”，落了个晚节不保的下场。

然而，我们作为后人回顾他的遭遇，也难免感叹满清统治者的严苛与残酷。尹嘉铨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