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吕青梅

本文转自：陇南日报

□王福全

吕青梅是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对吕老师的感激和感恩之情，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不断强化和加深的。学生阶段对老师的印象只是感到亲切、和蔼、不严厉，直到自己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经过世事磨砺后，才进一步感受到老师的和善、博爱，甚至伟大。

我小学发蒙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武都区鱼龙中心小学，那时的生活和教学条件远不及现在。当时的学校由距镇中心两公里的一座规制不小的庙宇改建而成，曾经的禅房成了老师们的宿舍兼厨房，经堂和僧舍则改成了我们的教室。从大殿到参禅诵经的房屋建筑规制和雕梁画栋的绘画艺术上可以看出，这座庙宇的建筑年代已相当久远，就连山门外两棵三人合抱尚不能合围的酸梨树，随着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从绿叶吐芽、梨花怒放，再到硕果满枝，抑或叶落骨现，都无不见证和诉说着其久远的历史。

吕青梅老师当年也就30岁左右，自己带着3个孩子在远离城区的鱼龙小学任教。打从上学的第一天起，由于家学缘故，我便因为优于其他同学的领悟力而受到老师的喜爱，遂被选为班长。在我的印象中，老师上课从来不声色俱厉地训斥学生，对赶不上学习进度的学生也总是循循善诱，尤其对家庭贫困的孩子更是关爱有加，从不另眼相看。老师的这种仁厚和慈爱，在深深感染全班同学的同时，无疑也给我们播下了善良的种子，以至于在我后来从事农村教育走上三尺讲台时，也不自觉地把这种慈爱传导给了我的学生们。吕青梅老师那种因材施教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不仅彰显了其良好的专业水准，而且对每一个学生毫无偏见的母亲般的关爱，更显示了那一代教育工作者“传道授业解惑”的优秀师德。

那时学生家庭普遍困难，尤其是每到冬天，当我们踩着厚厚的积雪到校后，所穿的棉布鞋早已湿透，所带的干粮也结成了冰疙瘩，此时坐在寒风裹着雪花的教室里上课，手脚冰冻不听使唤的那种难受劲儿至今记忆犹新。由于都是走读，每当遇到这种天气，也就只有我们距学校较近的七八个同学到校上课。而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吕老师便不再按部就班在教室上课，而是把我们带到她的宿舍，让学生们脱了鞋坐在她的大火炕上，再在墙上挂上小黑板给我们上语文数学。特别令人感动和难为情的是，老师会在上课的同时在取暖的木炭火盆上煮上一大锅臊子稀饭，中午下课了，稀饭也熟了，学生们的“冰馍”也化开了，这时老师为每位学生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稀饭，大家就着稀饭吃着各自或黑或白的干粮。此情此景，现在想起来是多么温馨的画面啊！此后走出大山，走上工作岗位，生活条件优越了许多，但再也没有吃出吕老师那碗臊子稀饭的味道。

记得二年级寒假结束开学后，在校园里几天没有见到吕老师，直到上课后才从接替她任我们班主任的老师那里知道吕老师调走了。虽然当时年龄都不大，但同学们心里的失落感都明显地写在脸上。此后多少年大家聚在一起谈及当时的情景，都能体会如初。好在我作为她的学生之一，没有辜负她的期许，中学毕业时赶上了中断十年的大中专恢复招生考试，考上了师范，后来也如愿读了大学，总算没有令老师失望。

受限于当时的条件，我一直无缘见到老师。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作为共青团武都区负责人主持庆祝“六一”儿童节大会，吕老师作为全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也带着她现在的学生参加，才彼此知道了各自的现状和单位。那天的庆祝大会在老体育场举行，由于人多广场大，老师从麦克风里没有辨别出我的声音，直到大会结束返校后，从她的同事（也是我的同学）处确认了主持人是我后，不停地念叨“是我的学生！是我的学生！”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当同学给我转述这个场景时，我的内心深处也瞬间被柔化，久久不能自已。正好当年适逢第一个教师节，我便约上两个当年一起上过老师大火炕、吃过老师臊子稀饭的同学去看望了老师。师生共话离别之情，汇报学习成长过程，其乐融融，温馨自然。此后多年，不管岗位如何变换，每逢教师节抑或春节，我都会抽空去看望老师。老师也会一如既往地关注我的工作，关心我的家庭，舐犊之情与父母别无二致。

2015年，由于干部交流，我被调往外地工作。一年春节假期，我正准备约上几个同学去看望老师，但同学在电话里告知吕老师因不慎摔了一跤已经去世。震惊之余，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难过之情无以言表。老师那和善可亲的笑容、温言细语的问候、爱怜期冀的眼神，像电影片断一样不时在眼前浮现。多么希望老师松鹤相伴，南山不老啊！

逝者如斯，惟借此文为老师献上心香一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