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了防范宦官专权，编纂宫廷制度规范其言行

乾隆帝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率南书房翰林等编纂《国朝宫史》。

里面记载着训谕、典礼、宫殿、经费、宫制、书籍等六门，每门下又分若干类，共三十六卷。

其中“训谕”专门收进了顺治、康熙、雍正三帝的训谕各一卷，乾隆二十六年以前乾隆帝的训谕一卷，共一百五十条谕旨。

这些谕旨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宦官发出的，约占60%。包括宦官的守则、对宦官的控制、管束警告、处分和治罪等。

比如乾隆九年二月，养心殿银两失窃后，从宦官张玉床下搜出一百两银钱，乾隆帝立即发出谕旨：“此案审明时，将为首为从之人，不必交三法司(按大清律例，死刑是要经过三法司会审的)，不拘绑赴城外何处，传齐众宦官观看正法。”

至二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即命宦官大总管谢成，“明日将张玉带至瓮山(现在的颐和园)，著彼处圈禁之太监观看，即行杖毙！”

事后并养心殿宦官及随侍等处宦官同带至养心殿院內跪听乾隆帝亲自训斥。

有些小事，甚至宦官搬运东西的时候，由于天热脱去衣帽放在养心殿窗台上，也被认为是不敬，下令交宦官大总管治罪。

清朝统治者，虽然给宦官大总管以最高四品的待遇，但是其对宦官的看法，仍一贯视为奴隶。

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六日上谕中说过：“宦官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如何见大人、侍卫竟不站立。”

乾隆帝登基不久，见有的宦官遇到皇子未跪见请安，亦斥责：“主奴上下之分秩然，岂得以阿哥等年尚冲幼遂尔迨忽邪？”为此下命令：内宫的宫眷，虽然就是最低微的答应，宦官总管也不可不进行跪拜；阿哥的家眷，就算最低级别的家眷，宦官总管也不可不进行跪拜。

从这些话中，足可见在清朝中期，宦官在宫中地位之低下。

其所以如此贬低宦官的地位，原因就是鉴于以前各朝宦官擅权之失，特别是明朝宦官，而加以严密防范。

另从两条关于选用宦官的要求上，也可看出对他们的警惕。

一条是康熙三十九年上谕，向皇太子说：“朕从不用便捷伶俐、言语不谨、狂诈之宦官”，并说：“高三变虽言语钝拙，而办事诚实，语言谨慎，又识得满洲字，可以当得总首领。”

雍正五年七月关于补挑阿哥下宦官一事的上谕，也认为“不可将伶俐宦官挑去，忍致引诱阿哥干预外事，宁可挑蠢笨老实者与阿哥使唤方好”。

这一用人标准充分说明，他们对宦官的提防是十分严密的。

在这部分谕旨中只有六条是讲宦官的待遇、赏赐，及老病者要给以生路的指示。

训谕中有七件是管束宫女、嬷嬷等人的。

有三件是管束哈哈珠子、粘竿上人和八旗官员的。

有十件是约束妃嫔、公主、皇子的。

只有个别的上谕是约束母妃及太后的。

比如雍正皇帝即位后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发了一道上谕，认为康熙帝的宜妃在丧礼中“乃坐四人软榻，在皇太后前与众母妃先后搀(掺)杂行走，甚属僭越，于国礼不合”，并斥责总管不加禀阻，以后再发生要治总管之罪。

这种情况当然有其特殊原因，宜妃系雍正帝的政敌、后被改名塞思黑、圈禁至死的允禟的生母，故有此事。

还有一件是乾隆元年七月因皇太后要修顺天府东一寺庙，上谕以斥责大宦官陈福张保不经查看即行修盖为名，实际反对太后修庙。上谕中说：“张保糊涂不知事务，陈福随侍圣祖多年，理合深知体统，几曾见宁寿宫太后(指康熙帝的母亲)当日令圣祖修盖多少庙宇？”并说：“朕礼隆尊养，官闱以内事务，一切仰承懿旨，岂有顺从盖庙修寺为尽孝之礼？”

到了最后，只好这样说：“今此一事顺从皇太后，仍传旨修盖，嗣后如遇此等事，陈福等不行奏止，轻易举动，多生事端，朕断不轻恕。”

这都属于特殊情况。

另占比重较大的三十余件是指示关于宫廷礼仪和宫廷事务的。

有很多内容与《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大体相同。

《国朝宫史》中独有的“宫殿”“书籍”两部分，共二十一卷，占全书三十六卷的58%。

这两部分，明显地是仿照《明宫史》中“宫殿规制”和“内板书数”两部分编辑的。条理文字都比较讲究，在“宫殿”门中处处充满了对清朝皇帝的歌颂，对某宫殿建筑等常常三言两语带过，而皇帝有关的诗、文，特别是乾隆帝的诗则连篇累牍，对宫内的真实的人事则讳莫如深，远不如《明宫史》记述明代官廷事物那样真切、具体、活泼。

《明宫史》作者刘若愚，是以“见闻最真”“知之安忍不言”、“而知我罪我，后世自有公论”的态度写的。

《国朝宫史》则是几位儒臣按照清朝皇帝的旨意，谨慎而又谨慎地编纂的。显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乾隆帝敕修宫史的目的十分明显，即为了让清朝宫内的纲纪垂之典则，以便子孙遵循，永不败坏，长久地保持其统治地位。

他在谕旨中说，所以产生编纂宫史的念头，是因为前些时候，检阅官中旧书的时候，发现有刘若愚写的《明宫史》一书，认为此书虽出自明宫宦官之手，“言词找理”，而纪宫廷事实，也能使后人有所了解。

乾隆帝要修的宫史，按照乾隆帝的性格，那必须要高于刘若愚。

乾隆帝在敕修宫史的上谕中，首先评论了明朝灭亡的原因，认为明朝的覆亡，不像有的人说的“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宦官”，而是由于明代皇帝“不与士大夫相接”。

为此乾隆帝说：明代皇城以内，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奏事者至午门而止，经常和皇帝打交道的，只是宦官，只有宦官之言，才肯相信，“导谀纵逸，愈溺愈深”；他并指出明中叶以后，群臣有数十年不得见皇帝面的，因此宦官的“鬼蜮之计得行，遂使是非由其爱憎，刑威恣其燔炙，兵事任其操纵，利权归其掌握，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其失皆由于不与土大夫相接耳”。

他这一段分析，作为一个皇帝，确实看到了问题的症结。

一个封建集权的君主，不亲自独揽一切政务，又不接近和相信通达事理的士大夫，而把国事交由宦官处理，必然是大权旁落于无知的宦官之手，必然要一败涂地。

但是清朝只信任满蒙贵族，不信任汉臣士大夫，这难道不是信任宦官的变种吗？

乾隆帝又总结了清朝宫廷统治的经验。

他认为，从世祖(顺治帝立铁牌于内务府，永禁内监干预朝政）迄今百有余年，从没出现明朝宦官擅权。

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固然是因为法制整肃，而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君德之清明”。

他把经验概括为四条，命“子孙守之”：

第一，勤政亲贤，乾纲独揽。

他举出自己的榜样，每天从早到晚视事、召对廷臣、披阅本章各三小时左右(未免过甚其词)，乾清宫、弘德殿(乾清宫西小殿)、养心殿等办事地点，大学士、九卿等可来来往往，至“末僚微弁、外藩远使”，人人可以进见，不给欲窥窃权柄的人以可乘之隙。

第二，钱谷兵刑，以至薪蒸蔬果，处处都要节省，一刍一粟不得擅取。

第三，宦官的官级不能过高，人数不能过多。

乾隆帝说“我朝初制，内裆不设官阶，皇考以其给事左右，体制攸关”，才规定宫殿监、侍等官，名秩不能超过四品。其人数，官内外以及苑囿，只能有二千多名额，不得增设名额。

第四，令宦官谨小慎微，如稍逾绳检，法在必行。

实际上这四条都是针对宦官的。

在乾隆朝，他这些统治经验，确实是在宫中起了一定作用。

但是，从严加管理上控制太监擅权，只是一个方面，危及宫廷的更重要的方面是他自己的铺张浪费和鼠目寸光，只才是整个社会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只不过乾隆帝装作看不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