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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汉末年,曹操成功扶持汉献帝刘协,真正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征伐四方,最终平定中原,统一了中国北方。曹操就成为英明神武的魏武皇帝,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成为曹操最有政治眼光的策略。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句话的真正出处却非曹操所创,也非曹操的谋士向曹操所提议的,而是袁绍的谋臣向袁绍所建议。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六·董二袁刘传第六》引献帝传曰:沮授说绍云:“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讬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鄴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因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袁绍麾下沮授的主意。可最终,实施“挟天子以令诸侯”却是曹操而不是袁绍。
曹操原本的主意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这个主意是曹操的谋士毛玠出的。沮授的“挟天子”是对内说法,天子是个傀儡,天子没尊严;而毛玠的“奉天子”是对外说辞,天子是个象征,天子有脸面。不管是“挟天子”,还是“奉天子”,其实是一回事,天子都是一个玩具,都是被大诸侯玩弄于股掌。素来英明的曹操终其一生都在保护董卓所策立的汉献帝,自己则掌握东汉朝廷的名义大权,但并未让割据军阀听命于中央,臣服于皇帝,反在诸侯们面前背上“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恶名。
众所周知,汉献帝刘协是东汉末年权臣董卓进入洛阳第三天(中平六年(189年)九月一日)废汉少帝刘协而立。废立皇帝时,董卓仅是一个外郡刺史,官又小(相对朝中大员),又无伊尹及霍光的大才。为此,董卓废旧帝,立新君的行为在赳赳武夫的诸侯面前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让手中有兵的军阀留下讨伐的话柄。曹操之所以要挟天子,不是令诸侯,而是令诸侯的手下人。
原因如下。
其一,制度的选择。
东汉各州存在一种特殊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是地方豪强与地方政府相爱相杀的特征。地方豪强如同宗族,代表财权;地方政府如同士族,代表治权。政府需要豪强的军力和财力,而豪强也需要政府的权力和能力。因此,当豪强与政府的目的高度契合时,地方就会歌舞升平;而当豪强与政府的目的不一致时,地方就会人心焕散。荆州刘表就是例子:刘表活着的时侯,在蒯越、蔡氏等当地士族帮助下,平荆州、治荆州;而当刘表才刚一死,继任者刘综就在母亲蔡氏、舅舅蔡瑁及荆州本地名流蒯越等劝说下,就将荆州拱手送给了曹操,归顺了朝延。
其二,士人的抉择。
学而优则仕,这是自汉武帝开始,儒家走向历史的正面舞台,读书人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转变。读书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是走向正规仕途,当官,当大官;或是变成诸侯谋士,划策,划大策。东吴“舌战群儒”就是个明证。曹操南下东吴时,孙权集团内部有过战与降的论争,即张昭秦松等文臣主降,而鲁肃周瑜等武将主战。二十六岁的孙权,正当年轻气盛,完全可以不理会手下文臣武将的争论,要战要降,仅凭自己一句话,就可解决的事,根本不必要跟臣子们讨论。
由此可见,曹操之所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其真正用意,并不是要令诸侯,而是要号令诸侯手下的官僚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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