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以令诸侯”到底能得到什么

公元200年，袁绍决意发动对曹操的决战，并发布《讨曹檄文》。

在这篇檄文中，袁绍指出曹操将“孤弱汉室”握在手中是要“专为枭雄”，而自己“奉汉威灵”讨伐曹操，势不可挡。

事实上，当初如果袁绍愿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话，曹操根本没有机会。何苦要等到现在，天子的旗帜已在在曹操手中熠熠生辉，才想起起兵去夺？01“无血脉之属”的汉献帝

事实上，早在190年，袁绍就有机会奉汉献帝在手，问鼎天下。

汉灵帝末年，袁绍得何进信任，成为西园八校尉之一的中军校尉，后又成为司隶校尉，政治前途无可限量。

灵帝病重，宦官谋立刘协，而何进强立少帝刘辩。作为何进的心腹，同时袁氏又是四世三公的士大夫翘楚，袁绍自然心仪刘辩，而对宦官谋立的刘协不甚感冒。

然而，何进召董卓等人进京谋诛宦官，自己却身死内宫。当袁氏兄弟因士宦之仇，在宫内大杀特杀宦官的时候，董卓已经在洛阳北邙迎接到了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的车架。

面对京城复杂的局势，袁绍尚未有决断，而董卓已经下手了。在征询了袁隗的意见之后，他向袁绍亮出了他的底牌：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

袁绍虽不赞同，但董卓已经掌控住洛阳的局势。袁绍不得不逃出洛阳。董卓完成了废立之后，为收士心，没杀袁绍，反以袁绍为渤海太守。

但袁绍却开始后悔当初在洛阳时没有抢先下手，以致于功败垂成。于是，袁绍组织了酸枣联盟，讨伐董卓。

酸枣联盟兵锋正盛，董卓被迫西退长安。袁绍本可率军西进，击败董卓，匡扶汉室。

但袁绍既惧怕董卓，又不愿意面对刘协，因此袁绍一面驻军观望，一面却要谋立宗室刘虞为天子。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出没有政治前景的闹剧。刘协已立，董卓在西，诸侯已经奉行汉献帝为主。明知道袁绍这是要把天子掌握在自己手中，又怎么会承认袁绍所立的天子？

当时如头脑清醒的曹操等人，断然拒绝了袁绍的这一提议，就连袁术都不愿意参与其事。更可笑的是，袁绍选中的天子人员刘虞本人也拒绝称帝。袁绍请刘虞领尚书事、称制拜封，仍旧被刘虞拒绝。

那么，袁绍为何偏偏要如此呢？在给袁术的信中，袁绍说出了他的理由：“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复信!”

以刘协血统不正为理由，看似荒谬，实则代表了袁绍心中的政治立场：已经死去的刘辩，才是大汉帝国合法的皇帝，而刘协当初是宦官谋立的对象（宦官是士大夫的死敌），现在又是董卓掌上傀儡，根本不配做汉帝国的天子。

因此，在袁绍内心的讨伐名单上，除了董卓，或许还有汉献帝刘协。

这或许是袁绍不愿意西进的原因之一：真到了长安，杀了董卓，又要如何处理这个天子呢？

杀了吧，毕竟有天子的名头，弑君的罪名难以承担；不杀吧，又不甘放弃以前的政治立场，去转而奉刘协为主。

就在这样的纠结中，酸枣联盟趋于瓦解，东汉大地上迎来了新一轮的洗牌。02再次错失良机

作为四世三公出身的袁绍，历史给予他的机会不止一次，包括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件事情上。

191年，袁绍征服冀州，向原刘馥的谋士沮授问计。沮授给袁绍的建议是，先收河北幽并青冀四州之地，收取人才，秣马厉兵，然后到长安迎接汉献帝，在洛阳复宗庙社稷，号令天下，讨伐不臣的诸侯，则天下无敌了。

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后汉书·袁绍传》

而袁绍也当即表示，这就是我的心愿啊（此吾心也）。

然而，袁绍或许只听到了前半段如何收取四州之地，却对后面“迎大驾于西京”不甚赞同。

因为当机会真正来临的时候，袁绍却白白地错失了。

公元195年，董卓已死，李郭相争，关中残破。汉献帝如丧家之犬，在董承等人的护送下，从长安往洛阳行进。

此时，河北之地除了奄奄一息的公孙瓒以外，基本都已在袁绍囊中，袁绍已是东汉土地上的第一大军阀。正是当初沮授所说“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的时候了。

沮授慌忙不迭的向袁绍献计，迎献帝到邺城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

然而，袁绍帐下淳于琼等人却说，天子在手，除了掣肘决策以外，没什么好处，现在正是“秦失其鹿”的时候，靠实力说话才是硬道理。

沮授慷慨激昂，陈说利弊，还说如果袁绍不下手，肯定会有别人抢先下手的。

然而，或许袁绍是被淳于琼等人说服了，也或许他还记着当年的政治立场。总之，袁绍拒绝了沮授的建议。

且不说190年前后的风云已经过去多年，汉献帝早已占据大义名分，早已不可能有更加正统的汉室天子出现。就连淳于琼等人的这些观点，也是丝毫站不住脚。

现在的天子刘协经过多次变乱，已无半点根基。以袁绍的实力，掌控刘协为傀儡是绰绰有余。

况且，刘协这个天子虽然式微，但对地方士族豪强仍旧有相当的号召力，毕竟汉室构建了200年社会秩序仍在很多地方发挥着作用。

而且，沮授还提到一点，袁绍“累世台辅，世济忠义”。袁绍大概忘了，自己引以为傲的出身，所谓“四世三公”，与其他经学世家一样，都是在东汉皇帝们的大力提倡下才逐渐形成，并成为朝堂之上的重要力量的。

而东汉朝廷之之所以这样做，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经学和儒学，能帮助他们维持臣民们对汉帝国的忠诚。

现在袁绍弃皇帝于不顾的行为，就相当于站在高墙之上，却挥起锄头挖掉了墙根。因此，从袁绍拒绝奉汉献帝的那一刻起，很多士大夫的心中，袁绍四世三公的高墙，已然倒塌。03东汉末年的“潜规则”

正如沮授所说，袁绍觉得汉献帝是个鸡肋，而曹操却对汉献帝垂涎三尺。

曹操创业的初级阶段，一直极为窘迫，甚至几次起过投靠袁绍的心思。

其根本原因，不是曹操能力不够，而是他出身于宦官之后，得不到士族豪强们的支持。因此，曹操经济上一直捉襟见肘，常常为兵源、粮饷和财政发愁。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理念、发丘中良将和摸金校尉盗墓筹集军饷、以及后来遍布曹魏的军屯政策，背后都有着曹操对此的无奈。

而195年，将会是曹操的一个巨大转折点。

这一年，曹操抢先迎汉献帝刘协于洛阳。196年，曹操以洛阳残破为由，将汉献帝迁到了自己控制的腹地-许县，改名许都，从此将汉献帝稳稳的握在手中。

而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大旗下，曹操很快就将河南之地收入囊中，并赢得了关中军阀的纷纷臣服。

不仅如此，曹操这个以前靠着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筹集军资粮饷的穷军阀，有了诸侯们对汉献帝的供奉，有了地方豪强们的赋税，瞬间就成了土财主。

为何曹操能这么快摇身蜕变呢？这就要说到东汉末年的“潜规则”了。

在东汉末年，军事占领并不能完成对一个地方的实际掌控，只有赢得了豪强们的认同，才能拿到经济大权，才有钱供养军队，也在完成了对地方的真正掌控。

而如何赢得地方豪强们的支持呢？答案是，大义名分，简单点说，汉室这个金字招牌。

为何孙策已掌控江东，却低声下气的问汉廷索要将军的名号？为何刘备走到哪里都说自己是“皇室贵胄”？为何袁术四世三公的牌子一立，走到哪里都是要兵有兵、要粮有粮、要地位有地位？

都是因为汉室这个没落的金字招牌。孙策何尝不知道汉室早已是空架子，所谓将军的名号并不能派给他一兵一卒；刘备何尝不知，皇帝都不管用了，皇叔管个屁用；袁术何尝不知，所谓四世三公不过是祖上多念了几本书，出了几位位高而无权的朝廷三公。

那么，为何他们都要拼命要去争取这个名分呢？因为这个身份能赢得士族豪强们的支持。

虽然我们的史书上很少提到经济相关的东西，但无疑，在任何时候，政权建设、供养军队都需要钱袋子。而那些名分的背后，就是豪强们带来的钱袋子和兵源。

那么，反过来说，士族豪强们为何会认已经衰微的汉室名分呢？因为在没有下一个大义名分出来之前，底层的百姓还停留在东汉帝国构建和维持了200多年的社会秩序之中。

对豪强们来说，赋税交给谁不是交呢，但如果交给汉室任命的官吏，那么还可以借用汉帝国构建的社会秩序，强化自己在社会底层的权威和影响力，何乐而不为呢？

这就是东汉末年的“潜规则”。

说到底，豪强士族们还需要利用汉室这个金字招牌，是因为还有利可图，而孙策、刘备们挤破脑袋得到汉室的任命和身份，就是为了从中分一杯羹。

而现在，这碗羹从袁绍的眼皮子底下，到了曹操的饭碗里。等到曹操吃饱喝足了，袁绍才觉得后悔了。04迁都之计

一直以来，袁绍都把曹操看做是自己的小弟，自己多次救曹操于危难的边际，等待着曹操势穷来投。

然而，袁绍等来的是一份诏书。在这份诏书中，天子指责袁绍“地广兵多而专自数党，不闻勤王之师但擅相讨伐”。谁都知道，名义上是天子的诏书，实际上就是曹操的意思。

袁绍没想到未抢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后果这么严重，肠子都悔青了。但还是不得不上书为自己辩解了一番。

紧接着，曹操以天子的名义，封袁绍为太尉、邺侯，而将自己封为大将军。东汉时，大将军一般掌全国军政，位在三公之一的太尉之上。这下，袁绍更加生气了。

虽然天子的大旗对地方豪强和小诸侯十分管用，但毕竟无法直接令袁术、袁绍等大军阀束手，这一点，曹操十分清楚。

因此，第二年，曹操以孔融持节，拜袁绍为大将军，“兼都冀、青、幽、并四州”，而自己退居司空之位，这才将袁绍暂时安抚下去。

但袁绍每次拿到汉献帝的诏书，都觉得屡屡为曹操制约。于是，袁绍要求曹操奉汉献帝迁都鄄城。因为此地近河北，便于自己控制天子。这便是迁都之计。

到手了肥肉怎能拱手于人？曹操自然一口回绝了袁绍的迁都要求。

袁绍的谋士田丰对袁绍说，既然迁都之计不能实现，那么只有尽快攻打许都，否则落于人手，后悔不及。

然而，袁绍忙于彻底铲除公孙瓒，没有实行这个计划。而曹操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从一个不起眼的诸侯逐渐成为仅次于袁绍的第二大军阀。

袁术败亡后，曾写信让“帝位”于袁绍，而袁绍主簿耿苞趁机劝袁绍称帝。袁绍也有此意，便将耿苞的意见告诉幕僚，然而大家都主张杀耿苞，无一人提议袁绍称帝。袁绍不得已，杀了耿苞。

因此，当公元200年，袁绍决定与曹操兵戎相见的时候，袁绍事实上已经有了自立为帝的想法，只不过在等待更加成熟的时机而已。

而即使如此，袁绍还在檄文中还打着汉室的旗号。这足以证明，即使是建安年间，天子这块金字招牌，仍旧有他的用处。

然而，袁绍没能再等到第三次“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而曹操却得以凭借天子这杆看似无用的大旗，逐渐成为汉末第一大军阀，并未曹魏帝国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帝国所能依靠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有帝国朝廷花费了无数精力和心血构建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深深的存在于底层老百姓的心中。

而这种社会秩序的消亡，往往会比帝国权力衰落的时间更加滞后。在信息传播滞后的封建时代，百姓们彻底抛弃原来的社会秩序，需要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时间。

而在这个时间里，很多枭雄躲在原秩序的躯壳之下谋取自己的实际利益；甚至以原皇室为傀儡，打着旧秩序维护者的旗号，重建属于自己全新的社会秩序。

我们常常不能理解东汉末年的枭雄们，为何执着于争取一个已无实权的皇室授予的名号；我们也常常以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反而成为他地位上升的绊脚石。然而，当我们读懂了东汉末年的潜规则，才明白一切存在皆为合理。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规律叫做“时代惯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传播的加快，“时代惯性”所需要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短，以至于我们已经很难感受到他的存在。

在历史上，诸如曹操、刘裕、李渊等枭雄，都曾尊奉过已经毫无权力的前朝皇帝。虽然我们很难理解，但事实证明，那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