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縻制度的起源与早期探索

大家好，我是热带榕树，前两篇文章我们大致梳理了三星堆文明的兴衰史。

简单来说，三星堆就是古蜀国，起源于四川本土，于战国中前期为秦惠文王所灭。

其历史脉络，《史记》、《华阳国志》等文献多有记载，并没有想象中的神秘。

那么当秦国占领蜀地后，遗留下来的三星堆人，又经历了什么呢？

一、局面

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从秦国取胜后，所面临的现实情况讲起。

上篇文章地缘封闭导致文明落后，三星堆人与周朝什么关系，又是如何灭亡的的结尾曾提过，秦军攻四川，完全是一次降维打击。

当时秦国已设立郡县，古蜀国还处于早期分封制时代，秦国已是铁犁牛耕，古蜀国的生产工具仍以铜器为主。

所以战争的结果是完全没有悬念的。

根据《华阳国志》记载，惠王九年秋战斗打响，冬十月，平蜀，蜀王、太子以及相国等重臣，全部死于白鹿山。

整场军事行动，效率堪比近现代闪电战。

速战速决当然是好事，即减少了军费开支，又最大限度保护了占领区物质财富。

不过所谓“有得必有失”，秦国获胜后所面临的麻烦，也来源于此。

作战时间如此短暂，可以预见，蜀地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

更糟糕的就是，上篇文章曾讲过，古蜀国是一个分封制国家。

而分封制的典型特征，就是组织架构自下而上搭建，土地、人口、财源在亲友故旧中层层分配。

这种情况下，国君不享有绝对权力，干掉他一个人，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中枢瘫痪了，地方仍保有完整的军事行政架构，组织动员完全不会有任何障碍。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秦军一举攻灭古蜀国的辉煌胜利，有点类似于击败周天子的犬戎。

如果没有后续措施，马上就会有地方实力派诸侯，跑出来“尊王攘夷”。

就算秦军很能打，击溃所有诸侯，接下来还可能会碰到一堆有钱、有兵、有地盘的卿大夫。

到时候别说是将四川建立成稳固的大后方了，能不能从战争泥潭抽身，都得两说。

所以，正面战场的胜利，对秦国来说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点《华阳国志》有明确记载，即战争结束后，蜀地仍然：

“戎伯尚强。”

此时如何对古蜀国遗民进行安抚善后，已经成为了秦帝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考验。

二、并存

在之前的系列文章中，我曾经剖析过一种历史现象。

分封制时代，华夏诸邦的扩张，似乎从来没遇到过游击战的问题。

基本上正面战场打赢了那就是赢了，封邦建国后，这块地盘就算是周礼世界的一部分了。

然而到了郡县制时代，各类文献中有关治安战的记载，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不管是秦始皇征岭南，还是汉武帝平西南夷，都会迅速取胜后，面对本地部落长期的低烈度袭击。

其中缘由，之前的视频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本文不多叙述，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点击查看华夏由分封改为郡县，西方由封建制转向自由平等，是历史的进步吗。

总而言之，如果当时秦国仍是一个分封制国家，那么在攻占蜀地后，后续治理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按照传统流程，秦人会在四川地区，按实际需求分封公室子弟。

这些公室子弟会以多种方式，一般是联姻，通过迎娶古蜀国诸侯、卿大夫们的女儿，来稳固自身的地位。

接下来，他们生下的继承人同时拥有双方血脉，几代人之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这个过程中，周礼文化、先进技术也会慢慢扩散开来。

最终，封君们在蜀地建立的新邦国，会以契约的方式维持对秦国本土的效忠。

旧的模式十分成熟，可惜的是，此时秦国已完成了商鞅变法，然后原来的那一套就彻底行不通了。

因为郡县制讲究的是编户齐民，君主派官僚直接管理地方。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条件就是要把那些拥有封邑、军队的旧贵族们统统打垮。

类似于古蜀国遗留的诸侯、卿大夫们，以前可能还会成为合作、安抚的对象。

商鞅变法后，他们就只能成为帝国统治道路上，必须扫除的障碍了。

当然，是否扫除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能力扫除，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从现存的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秦惠文王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时，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按照《华阳国志》的说法，由于“戎伯尚强”，秦人首先选择了移民，即：

“乃移秦民万家实之。”

当时秦国虽然实行小家庭制度，但推算下来，万家，至少也得有四五万人。

这还只是第一批开拓者，《汉书》又记载，后来咸阳规定：

“有罪，迁徙之于蜀汉。

被流放者中比较著名的，有吕不韦及其家人，还有《史记》中提到地方豪强，如：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秦破赵，迁卓氏。程郑，山东迁虏也。”

由此可见，对四川的移民是秦国贯彻始终的国策，直到统一天下前还在不断执行。

有了移民，当然就能在部分区域内，先执行郡县制了。

这就是《华阳国志》中提到的：

“以张若为蜀国守。”

那么古蜀国残余的地方势力怎么办呢？办法就是先维持现状。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秦惠文王一时间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好，毕竟这种状况没有先例可循。于是《史记》记载：

“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壮为相。”

相当于仍然保留古蜀国原有组织架构，蜀王改称蜀侯，相国由秦人官僚担任。

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蜀侯和相国的职权范围，但从政治逻辑上讲，相国扮演的，应当是类似监军的角色。

看上去是不是有些熟悉？像不像汉高祖刘邦创立的郡国并行制？

那么按照道理，秦国是不是就能迅速稳定蜀地形势了？或者说至少能享受两三代人的和平了？

三、羁縻政策

事实恰好相反，秦惠文王十四年，古蜀国灭亡仅仅六年，帝国同时发生了好几件大事，首先是秦军击楚，攻取召陵。

然后是秦王去世，再之后就是蜀地爆发的大规模叛乱。

即便先秦史料惜字如金，我们也完全可以体会当时帝国形势之严峻。《史记》曰：

“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诛蜀相壮。”

《华阳国志》又记载：

“陈壮反，杀蜀侯通国，秦谴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

啥意思呢？首先，可以明确的是，秦国分封的蜀侯，以及派过去当监军的相国，都反了。

这里的重点，在于《史记》里的那句“杀蜀侯来降”。

毕竟相国陈壮要是没造反，那就不存在投降的问题，干掉蜀侯那叫平叛。

其次蜀侯肯定也参与了反秦阴谋，不然他就算被砍了也不能成为陈壮投降的筹码。

综上所述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秦国大军远征楚国，国内空虚，恰逢国君去世，咸阳一时间十分混乱。

长期以来蠢蠢欲动的古蜀国遗老遗少，不知用什么办法收买了秦国监军，趁机突然起事！

紧接着，蜀侯与相国陈壮，又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蜀侯被杀。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秦国虽然保留了古蜀国原有的组织架构，但相国显然握有更大的权力。

否则作为外来官僚的陈壮，肯定是斗不过蜀侯的。

那么事情到了这一步，《华阳国志》中的“复伐蜀，诛陈壮”又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史料中缺乏详细记载，但从政治逻辑角度看，相国陈壮很可能是想割据一方。

战国时期，分封制仍十分流行，投降不一定非得交出兵马地盘。

接受国君册封，做一个地方上有封邑的实权派诸侯，也是很常见且合理的，然后才有的秦军第二次攻克蜀地的战争。

最后再提一下丹犁，根据《史记地名族名词典》，丹犁为西南的一个部族名。

由此可见，这场蜀地叛乱，规模与范围都是很惊人的。

叛军从成都核心区，一直蔓延到西南地区，以至于秦国必须从关中本土调兵，才能取胜。

战争结束后，秦国出于种种考虑，仍维持原有制度，立蜀侯惲。然后《史记》记载，秦昭襄王六年：

“蜀侯惲反，司马错定蜀。”

秦国再立蜀侯绾，过了几年：

“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

看到这里，大家是否感到奇怪？为什么刘邦的郡国并行可以成功，秦国的不行？

这里阐述一下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虽然史料缺乏记载，但我认为，秦国所立的三个蜀侯，应该不是秦国公室子弟，而是古蜀国王室成员。

因为商鞅变法的核心之一，就是打击公族势力。

虽说秦国统一天下前，史料中仍有零星的，公族子弟受封的记载。

但他们在秦帝国的舞台上，从来都是比较靠边的。

你很难想象，高度迷恋郡县制的秦人会把一个公子分封在幅员辽阔，有帝王之资，还人心未附的蜀地。

而不分封自己宗族里的亲戚，就只能扶持古蜀国原有的王室成员。

他们当然不会对秦国有什么忠诚度，有机会肯定是要作乱的。

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些旁证，例如《战国策》和《史记》里，有“蜀主更号”、“蜀王更号”的记载。

似乎是在暗示，秦蜀侯非公室子弟，当然由于史料匮乏，现在也不能百分百确定。

不过无论如何，到此为止，秦国对蜀地的统治，由分封、郡县并存，彻底改为了郡县制。

那么回到本文最初的论点，那些古蜀国的遗老遗少怎么办？

办法就是不管他们，有条件的地方，比如繁荣富裕的成都平原，先把郡县搞起来。

远方地势险峻，偏远难治的地区，只要不闹事，愿意承认秦国，就由他们去。

这就是羁縻制度的起源，郡县取代分封使得军事扩张举步维艰，为了解决矛盾，秦帝国又在实践中发明了羁縻。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蜀地虽然在历朝历代，都被认为是天府之国，帝王之资。

但是无论汉唐，乃至宋明，甚至到了近代都有大量地方土司，其源头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