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明朝大太监刘瑾

刘瑾当权之初，大力排斥异己，但他的头脑和团队能力配不上他的野心，只会给大臣们扣上“奸党”的帽子。至于“奸党”到底如何“奸”，犯了什么错误，刘瑾罗织不出来，焦芳也整不明白。

如此莫须有地给大家罗织罪名不是办法，不但低效而且阻力非常大。

张彩在吏部工作多年，对朝堂的派系纷争和大臣们的私人问题是一清二楚。他以来，迅速用两个手段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利用大臣们的内部派系，拉一派打一派，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把大臣们整治得服服贴贴。

二、对于无党无派的大臣，张彩就在他们私德上做文章，小到家仆大到小妾，都能成为绊倒大臣的石头。

有了这几招，刘瑾整起人来变得有理有据，效率倍增，关键还堵住了大臣的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附刘瑾。在刘瑾授意下，吏部尚书许进知趣地当起了甩手掌柜，吏部基本就是张彩说了算。一年之内，许进退休，张彩越级超升为吏部尚书。

应该说，张彩确实是很有能力的，能就能在他既能为刘瑾服务，又能打着正义的名义干事。

比如，张彩亲自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名义上，新制度是为了更好地考核官员们的工作，背地里，张彩利用这套制度为刘瑾服务。大家的小辫子都抓在张彩手里，官员听话就没有问题。谁要是想当刺头，直接就可以翻出他们的错误进行敲打。

这一手绝在名义上是为国奉公，谁都不能有什么话说。后来这套制度被张居正学习吸收，很多条款直接选入了他的《考成法》。

有了张彩这样的人才执掌吏部，刘瑾也开始学习当初的王振，通过“卖官鬻爵”来增加收入，以供自己所需。谁知一段时间后，张彩找到了刘瑾对他说：您这样做不对。

刘瑾不解：前辈行得，我为何行不得？

张彩解释：我不是说不能卖官，而是您卖得太亏了，应当如此这般。

在张彩设计下，刘瑾版本的卖官方案出现了，以往的卖官比较实在，几品官，多少钱，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刘瑾版本作了些微调整，主要是在上任时间上。

比如说你想买个知府，可以，先给原价的钱。给了钱什么时候能上任？不知道，暂时没空缺，稍安勿躁。

问题是你这笔买官钱是七拼八凑借来的，急于变现，这得等到猴年马月？

办法不是没有，加钱！很快就能上任。

这招今天的4S店常用，叫做加价提车，你要急，加钱！不急，你就慢慢等！

通过这种方式，张彩变相地抬高了卖官的价码，为刘瑾增加了大笔收入。

刘瑾对张彩心悦诚服，将他倚为头号军师，他左手收着卖官的钱财，右手还收着地方官员们的常例。

常例也是当年王振发明的一项创收手段，地方官员进京汇报工作，必须对刘瑾有所表示。刘瑾虽然没有规定过常例该送多少，但显然地方官们只敢往多里送，不敢短斤缺两。据说省部级官员，送给刘瑾的常例要达到万两白银以上。

坦白讲，送钱的官员，刘瑾未必记得住你；谁要胆敢不送，他一个也不会漏掉。曾经有个山东的地方官进京办点小事，没打听好规矩忘了奉上常例。刘瑾也没拿他怎么样，只是在他回去的路上放出风声，你已经上了黑名单，自己看着办吧。这个小官没钱送礼，更不敢得罪刘瑾，思来想去，竟然在路上自杀了。

就在刘瑾每天日进斗金，半夜都会笑醒的时候，张彩告诉他：刘公公，您不能再收常例了。

刘瑾又想不通了：王振能收，前朝一些太监也能收，自己怎么又不能收了？

张彩说：您知道官员孝敬您的常例都是哪来的吗？他们进京之前，都在地方上打着孝敬刘公公的旗号大肆搜刮，得来的钱财大头全放进自己口袋，只会拿出一小部分孝敬您。但是横征暴敛的锅却得由您来背，您再收下去，想要以何面目面对天下呢？

刘瑾勃然大怒：我要钱但我更要脸！

张彩早有对策，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了应对方法：反贪。

历来掌权的官员，想要进行一番改革是相当困难的，如裁撤冗官、清丈田亩、变更征收制度、改革税种税率这些政策。即使明明有利于国家，也极难推行成功，就算一时得以推行，也很难坚持下去。更多的例子是改革牵涉到形形色色各种利益群体，可以说谁碰谁死。

但有一种改革是天然有效的手段，那就是反贪。

无论在哪个朝代，贪腐都是公认的犯罪和道德硬伤。即使大半官员都知道同事们是贪腐分子，谁也不会拿到嘴上说。

朱元璋当时给官员定的俸禄就是历史最低，高薪能不能养廉我不敢肯定，显然低薪肯定是无法养廉的。大明到了正德年间，贪腐已成官场普遍现象——不能说官员都是贪官，但让他们排成一排，一个隔一个抓出来作为贪腐分子枪毙，大概率不会冤枉他们。

身在吏部，张彩深知其中要义，用贪腐来打击异己，远比无能、失职、渎职更具备杀伤力。

然而反贪武器远不止打击敌人这么简单，这其中隐含了一个很多人忽视的地方：反贪也是出政绩最为快速和简单的方法。

见效快大家很容易理解，抓住贪官并公布其罪行，成绩就一目了然。

说它简单，是相对于其他革新政策，清除积弊的办法。

通过反贪，刘瑾可以快速获得政绩，也能让自己声誉得到恢复，进而在朱厚照那里获得更多的信任。

反贪除了能带给刘瑾名声上的好处，还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贪官被查获，轻则退赃罚款，重则抄家，有法可循，有理可依。

但是到底退了多少赃，罚了多少款，抄家又抄到多少财产？这些财物多少上缴朝廷，多少留在地方，多少作为赔偿款？

抄一家得十万两，上交一两万给朱厚照，他已经很开心了。剩下来的，还不是刘公公自己说了算嘛！

民众支持，官员配合，皇帝满意，钱包塞满——反贪已经不是一石三鸟了，简直是一举四得，还不会伤到自己。

办法有了，具体操作细则张彩都替刘瑾想好了，这个细则将成为张彩一生最大的功绩。

这不是开玩笑，而是实实在在的功劳，它的名字叫“查盘”。

“查盘”，意即清查各级府衙的账目。这一手并不新鲜，以往短则一年，长则三五年，朝廷都会进行清查。在朱元璋时代，出现亏空的解决办法很简单，追究时任官员的责任，要么是你贪污了，要么是你工作不力，总之你必须给我解决，不然就要问罪。

洪武之后，清查力度减弱，官员们就有了操作的空间。他们的普遍方法是把亏空推给前任，或是前任的前任，朝廷要追查，就去查那些人，反正跟自己无关。

这样一任任下来，亏空就成了一笔糊涂账，官员们可以在这里面大做文章，把自己的贪墨款项列为亏空，让朝廷无从查起。

张彩太了解官员的套路了，他告诉刘瑾，您不要跟他们纠结是哪一任拉下的亏空，在他账上查到的亏空就是他的。您只需要给他们追查亏空的权力，要找前任让他们自己去找。

如果找不到，就自己掏钱补窟窿，没钱就服劳役还债。自己这辈子还不清也别担心，朝廷安排你的子子孙孙接着服劳役，直到还清为止。

这样简单的一招，很猛也很毒。在张彩的“查盘”下，一年不到就为朝廷追回之前七八年的亏空。

不可否认，有部分无辜的官员倒在了张彩的“查盘”下，但也有大量贪官不得不退赃补上窟窿，就连已退休的贪官，也不得不退回赃款，以免去当苦力。

张彩版“查盘”效果惊人，靠着这个智囊，刘瑾既干出了政绩，又打击了异己。科道结舌，文臣拱手，刘瑾已经毫不费力实现了这个目标，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瑾俨然已经超越王振，成为大明第一大太监。因此人送绰号“站皇帝”，何解？京城俩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坐着的是正德皇帝，站着的是立地皇帝。

那么问题来了，朱厚照就真这么草包，刘瑾都成站皇帝了，他就一点不知道，一点不管？

一个为人熟知的解释是，刘瑾总是在朱厚照玩性正浓时递上奏章，被打断的朱厚照极不耐烦，便经常挥手让刘瑾自行处理。

这种手法并非刘瑾首创，唐朝大太监仇士良就是此中好手。

这个说法不能说错，可要完全以为朱厚照会任由刘瑾摆布，那就是太小看他了。

这个少年中二却并非草包，他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权力。朱厚照能能容忍刘瑾如此作威作福，不是因为他会给自己弄钱，也不是他会陪玩，主要有两个其他原因。

首先刘瑾混蛋归混蛋，这个混蛋也有自己的追求。或者说，至少表面看起来，刘瑾是个有理想的太监。

说到这点，我们在许多著名太监身上都能或多或少看到这样的影子。比如王振虽然专权，却也知道支持王骥出征麓川；瓦剌入侵时，坚决主张反击（效果另说）。

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干好事的太监，统称为有追求的混蛋。因为有追求，又能跟皇帝搞好关系，才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刘瑾的理想是什么呢？说来吓人，刘公公的理想比王振还要远大许多，他要干的事无数文官都只能做梦想想：变法。

仗着权势，刘瑾提出了多达八十多处改革建议（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兵科给事中屈拴为了拍刘瑾马屁，还曾上疏请求将刘瑾的变法编为《见行事例》，编集出版，颁布中外，以昭法守。

由于后来刘瑾的下场很惨，他的这些短命变法大部分失去记载，有多少得到推行也不得而知。不过还是有一些被记载了下来，主要有下面几条：

1、改革京察制度，改六年一度的固定京察为不定期，给大臣们很大压力。

2、命令孀居的寡妇改嫁，已经举丧没下葬的死者一律火化。

3、清查盐政，派出御史前往两浙追查历次盐运积弊，罚款和没收所得送入京师承运库（皇帝的私人金库）。

4、平衡科举，裁减江西乡试50个名额，又增加陕西乡试100个名额，河南乡试95个名额，以拉拢他自己和焦芳的同乡土人。

为了保证制度的落实，刘瑾还请立了内行厂，可以看作是西厂的升级版。这个新设的执法部门除了监督天下百姓和文武百官，还负责监督两大特务机关北镇抚司和东厂，稍不顺心，就把这群特务往狠了治。

内行厂一出，效果很理想。锦衣卫和东厂完全被压制，官员们更是噤若寒蝉。

可以看出，虽然其中不乏出于私心的改革（科举），但刘瑾的改革并不怎么危害到朱厚照的统治，甚至在他眼里还有一些积极的味道。

例如第一条有助于对官员进行考核；第二条移风易俗运动，颇合朱厚照胃口；第三条既能清理积弊，还能带来收入，朱厚照更是没意见。

有这样一个既能整文官又讲原则，还能帮自己把娱乐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太监，简直是太贴心了。至于一些权力过大的负作用，属于可以忍受的范围，不影响朱厚照对刘瑾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