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麦客”那一年

本文转自：铜川日报

我当“麦客”那一年

王成祥“麦客”在中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确切地说，“麦客”是流动于陕、甘、宁等地，在麦熟季节为人收割小麦的短期劳务工。各地叫法不同，我们叫“跟场”，一直延续至今。现在这种传统的劳动方式已经很少见了，仅成为一种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文化。

我干“麦客”是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已经过去了40年，但那热情、紧张的场面仍记忆犹新。我的家乡在渭北平原，自然农耕经济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农业生产没有机械化，麦子成熟了全靠庄稼人的两只手收割。陕西关中地区的麦子成熟得早，就有甘肃、关中等晚熟地区的农民来到这里当“麦客”。他们拿着镰刀、头戴草帽，有的还背着被子，聚集在各镇点，等活儿，有的还直接到田间地头，为缺乏劳力的家庭解决了燃眉之急，实现颗粒归仓。

每到麦子成熟季节，村里人就会提起以前谁“跟场”一天能割好几亩麦。我记事起，“跟场”就已经深深印在了脑海中。生产队期间，我被生产队长安排割麦子，骄阳似火的六月，火辣辣的太阳洒在大地上，成熟的麦田成了金色的海洋，农民完全忘却了太阳的暴晒，满怀丰收的喜悦，投入“三夏”抢收的战斗中。他们不分男女老幼，一个个弯腰佝偻着身体，挥动着锋利的镰刀，让熟透的麦子一排排倒下。

1982年，我从部队复员，泛黄的麦子距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村里年轻人一波一波地拿着镰刀，背着馒头袋子出门当“麦客”去了，能挣现成钱，还能背回数量不等的馒头。于是，我放下退伍兵的架子，加入“麦客”队伍中。年龄大的人，根本不让我入伙，怕我拖人家的后腿，还说我根本就不是下苦的料。

天无绝人之路，几个年龄相仿的倒是愿意让我跟着他们干，在生产队时期他们就“跟场”，有着丰富的收割经验。

我买了镰刀和刀片，利用一天的时间将刀片磨得锋利发亮，等待召唤。那时候钟表还不普及，电话更是奢侈品，只能凭感觉掌握时间，约好清晨鸡打鸣两遍出发，步行13公里赶到某镇。我们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就要在“麦客”市场接活，过了这个时辰就没有人叫了，得等到第二天。

我们天麻麻亮就赶到了地点，果不其然，黑压压的人群排了大半个街道，穿着不同的衣服，拿着大致相同的工具，从说话的口音能听出来是河南麦客还是甘肃麦客。请麦客的主家也从不同地方赶来，狭窄的街道挤满了人。有经验的同伴很快就搞定了一家，说是6亩旱地，不安排住宿，每亩1.2元，并承诺给他们家收割后，还有成熟的麦子能接续上，不用再到市场揽活，可以节省时间。

大家非常高兴，认为接了个羊尾巴活儿（意思是沾光），估算6亩地赶天黑就能结束战斗。谁知错误地预估了形势，金黄的麦子一眼望不到尽头，给“麦客”收割增加了难度。大家面面相觑，有种“老马也有失蹄时”的无奈。看着成片的麦子在风雨的侵袭下东倒西歪，着实无处下手，我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年长的也同意说不干了。而其他两位坚决不同意，说还没有娶媳妇，这样烂工回去不叫人骂死，谁家的女娃愿意嫁给一个“懒汉”。这么提醒，我也打消了逃避的念头。几个人一合计，既然接了这活，硬着头皮也得干。铆足劲，使出浑身力气，刀片换了几次，直到天黑4人割了不到两亩地，当晚主家过意不去，额外安排了住宿。

谁知天公不作美，从凌晨起雨就下得不停，整整持续了两天一夜，天气预报后面还有连阴雨，真是到了“龙口夺食”的关键时刻。天刚缓晴，太阳露出一丝光亮，麦地到处都是积水，主家心急火燎地让我们赶时间收割，我们也没有任何退路可选。割麦人不怕天热，越是暴晒越出活，就怕遇上阴雨天气，付出成倍的力气，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更何况下了几天的连阴雨，再锋利的镰刀在雨后松软的土地上也发挥不了作用，割下来的麦子全都是连根带泥。

忙碌了两天时间，总算在阴雨来临之前为主家将麦子收割完，人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记得最后一顿饭，主家蒸的是大肉包子，算是款待我们，四个人一口气吃了五笼包子。我打了饱嗝后，准备站起身来，才发现自己两腿已无法站立。主家深感我们付出了超强的劳动力，临走时多给了一些报酬，还给每人装了一袋馒头。

“麦客”之行，虽有苦衷，但也算满载而归，我们在商店买了白糖、人丹等日用品。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三个才20岁出头，同龄人不是上学就是在干其他工作，自己觉得“麦客”不光彩，无形中就有了自卑感。

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做“麦客”，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苦不计成本，再苦再累算不了什么，只要能得到应得的回报就心满意足了。正是那次干“麦客”的历练，后来家中8亩麦子都是我一人连割带收，即使遇到天气不好的情况，也没有请人帮忙。晚上在煤矿上班从没有缺勤，白天在地里割麦也没有耽误收成。现在回想，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撑下来的。

记录麦客，只为不忘却那段真情的岁月，留住汗水浇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