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隆传说”的诞生地（二）

本文转自：保山日报

永昌郡首任太守郑纯画像

沙壹传人 李廷元 画

□ 蒋开磊

［接上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汉朝派出“三府椽吏”入蜀以作《哀牢传》，但因地形不熟、道路不通和语言交流障碍等原因终未能成。正是此时，益州“郡上吏”杨终正式出场，受命作《哀牢传》。

杨终，蜀郡人，自幼博学多才，因熟悉边地事且知晓多民族语言，十三岁即为郡上吏，曾被派往洛阳习《春秋》。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其被汉明帝刘庄派往蜀郡接见“哀牢使团”，与哀牢人深入交流，并用汉语记述的方式为新归附的哀牢国作《哀牢传》，一月乃成：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亦作沙壶、沙壸，此均为古代竹简之上古字繁体笔抄之误），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 “若为我生子，今昔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其种人皆刻画其身，像龙文，衣著尾。

史家曾说，所有人类文明的进程都是从群婚制向偶婚制演进之时才开始的。也有人说，人类文明的进程既是一种对既有历史的记忆，同时还是一种对出土实物承载现象所发掘和整理的渐进的过程。如，华夏上古文明中伏羲与女娲的创世传说，其在创世图腾的绘像中，半身之下为物像（物种繁衍之像），而半身之上则为人像，同时右手持规、左手持矩，只有在“规矩”的界定之下，人类社会才开始了真正的文明进程。其实，这华夏图腾中的“规”和“矩”，它充分演示了人类文明在群婚制进程之后，形成了偶婚制人类文明形态的过程——即世俗中约定俗成之“规矩”，亦即“国家”制度形成的全过程。只有到了这时，人类才真正地进入了社会文明形制。因而伏羲女娲“抟土造人”的创世传说才能得以进入史家的传记记述。这些记述先后在上古神话、《山海经》《诗经》《禹贡》等史料中出现，而后又在现代出土的红山文化、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遗址等考古发掘中得到相关佐证。

与中原黄河文明的创建与诞生同理，在滇西高原的澜沧江怒江之上，其多点分散的远古先民们先是像群居类古人类物种一样，在早期的母系氏族社会生产关系中，他们或采摘或渔猎，并以群婚制繁衍的形态长期存在。而随着文明的演进，到了始祖母沙壹时代，滇西高原上的人类社会顺利完成了母系氏族向父系世族的过渡，同时赋予了父系世袭的某种神谕，形成了偶婚制王权世袭的对偶婚姻关系。正因如此，东汉时期杨终所撰的《哀牢传》不仅记述了哀牢人木化为龙的“王权天授”的历史隐喻，同时还颂扬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边地族群“沙壹创世”的史诗母题。

从地域的横向上研究来说，相较于传说而言，哀牢人原本就生活在这“山川险阻，溪流密布”的滇西高原之上，在这个自成体系的自然状态下生息繁衍，其语言体系、生活体系、生产力体系、族群认同和制度认同等都完全有别于中原汉朝。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西南边徼蛮夷之国，在其主动请附于“中国”之时，汉文化体系的记述模式才真正为其主动归附的功绩而为其“立传”，这种由汉语“他述”的记传方式分别从人物、形制、事件进展和时空转移等多个方面较为真实地还原了哀牢古国之前的历史进程。它不仅展现了“王权天授”的创世隐喻，同时也指明了族群交汇时的交流交融，揭示哀牢古国与华夏文明同根同源、茎叶相衔的历史必然。

话题仍然转回到“沧怒之上的人文始祖”沙壹这边。通常而言，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中，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阶段，通常是人类社会私有制形成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奴隶制国家雏形或部落联盟制国家意识形态觉醒的重要时期。沙壹作为澜沧江流域的区域性氏族“老祖母”，她因自我处于氏族过渡与转型阶段而载入史册，但这个“她”却未必真正指某一个具体的个人，其更有可能是某一个族群女性始祖的象征。换句话说，是一个氏族中的女性长者带着一个由若干男女聚合的族群，她们在物质上已经极其丰富、私有制也即将形成的情况下，不得不把氏族管理的权利交接给氏族中的下一位男性王权拥有者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不会是突然发生的，它似乎是一个族群与另一个族群融合并实现权利过渡的漫长的过程。它通常会发生在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或者更晚时期。一般而言，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农业和畜牧业势必替代采摘和渔猎业，成为人类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而这一时期，男子的劳动由狩猎和捕鱼转向农业和家畜饲养业，逐渐占据了原先由女人从事采摘的经济领域。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父权制逐渐取代了母权制。男子开始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子女的归属和财产的继承也逐渐转向父系一边。到了这个时期，多子多福的老祖母沙壹，就把管理氏族的权利逐步交接给了自己的小儿子——首任哀牢王九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