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辩士蒯通墓考辨

本文转自：泰州日报

汉辩士蒯通墓考辨

□张义民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兴化县志》是兴化年代最早的一部县志，其中《地理志》记载：“丘墓，汉，齐蒯通在蒯墩下。”“古迹，蒯墩，汉蒯通墓在其下故曰蒯墩。”“河，蒯墩，县南十里。”

蒯通是秦末汉初有名的“辩士”“说客”。在《史记》中《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田儋列传》第三十四等篇目中都写了与蒯通有关的文字。班固在《汉书》第四十五卷将《史记》中有关蒯通的章节汇总起来，再加上搜集的其他资料专写了《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对蒯通写得比较详细：蒯通，汉阳人（汉阳古属燕，今属河北定兴县）。原名蒯彻，因避汉武帝讳改名蒯通。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齐蒯通”，当是笔误。

蒯通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是鼓动韩信谋反。蒯通说：以前天下大乱，群雄聚集，只是为了灭了秦国而征战多年。现在只剩下刘邦和项羽争天下。你帮刘邦汉胜，你帮项羽楚胜。他们的命运悬于你手上。我为足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韩信说，汉王待我不薄，我怎能恩将仇报呢。蒯通反复多次劝韩信“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韩信听了还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蒯通见此状况，于是“佯装狂放为巫师”。

后来，果不其然，韩信帮助刘邦灭了项羽，刘邦却夺了韩信的兵权，废为“淮阳侯”。接着吕后长乐宫擒韩信。韩信临死之时叹道：“吾悔不用蒯彻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刘邦听后以谋反罪捉拿了蒯通，欲“烹之”。蒯通对刘邦说，“狗只服从他的主人，咬不认识的外人。当时我只认识韩信，而不认识你。秦国灭亡后，天下人都想像你这样当皇帝，只是能力不够罢了。过去反对你的人很多，你能把他们都杀了吗？”刘邦听了之后，就把他放了。

这事之后，蒯通的去向，《史记》没有写到，《汉书》在《蒯伍江息夫传》中提到“至齐悼惠王时，曹参为相，礼下贤人，请通为客”。后面还加上了蒯通为士大夫进言曹参的一些故事。笔者认为这一段是有违常理的。刘邦汉高祖六年立庶长子刘肥为齐悼惠王。之后，韩信是汉高祖十年被杀的。吕后为保护太子接班千方百计想除掉刘肥。刘肥怎么会让相国曹参收留鼓动韩信谋反的叛乱分子，以授吕后以把柄呢？班固为蒯通设计的后路显然吸收了民间的有关蒯通传说，当然这是有悖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蒯通的评价，也不太符合常理。

蒯通到底去了哪里呢，正史无记载，野史也无从寻觅结果。不过，从蒯通著作以及性格来看，他很有可能仿效范蠡，由齐地南下到海陵属地的昭阳。蒯通选择了离镇不远、风光秀丽的八里村，开河取土，垒墩建屋。因此当地有了“蒯墩”和“蒯墩河”的由来。当时，百姓只知此人为一介蒯姓书生。至死，捡视其遗物，方知其为汉初名人蒯彻（通），将其葬于住所土墩之下。当地从此代代口口相传，至明代由第一部县志记录下来。

关于“蒯墩”与“哙墩”的不同说法。清咸丰三年（1853年）《重修兴化县志》卷一·古迹·宅墓附记载：“蒯墩，县南八里，故老相传汉蒯通葬其下，或云樊哙。”后至民国时期的县志都有这种说法。经笔者考证，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今普通话蒯字音（kuai）第三声，哙字音（kuai）第四声，只是音调不同。现在当地八里村民说樊哙“哙”字都是第三声，同蒯音。二是蒯字属生僻字不常用，不易写。而哙字“口”偏旁傍“会”字，方便写，容易记。三是他们都是汉初人。樊哙是汉初名将，皇亲国戚，名声较大。蒯通隐居昭阳，除少数好友外，知之者不多。笔者认为是樊哙的可能性不大。樊哙死时，吕后专政，是不可能千里迢迢葬于闭塞的海边渔村的。即使九年之后吕后死了，吕须被杀，更没有可能迁葬于兴化。笔者认为“蒯墩”与“哙墩”之说的存在并不能否定这一历史古迹的真实性，更增加了兴化这一处古迹的故事性和历史文化的厚重性，值得加以保护、传承和研究。明朝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进士，兵部左侍郎，兴化人魏应嘉曾九月登高，游蒯墩，赋诗：鸿门虓虎樊将军，当年壮气干层云。淮阴吠犬蒯辩士，笑睨鼎镬无生死。君不见八里亭东水绕墩，是樊是蒯竟谁论？秋风洒酒酹杯土，荒原宿草还古今。此诗恰好表达了后人凭吊此古迹的心情。

蒯通墓、蒯墩和蒯墩河地理位置自古以来是明确的。现存世的1949年前较完整的兴化五部县志，都有相同的明确的地理位置记载。蒯通墓和蒯墩所在的城南八里村，据《兴化地名录》记载，是因离县镇八里而得名的古村落。特别是蒯墩河既有具体位置记载，还有流向、连接的文字记载。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兴化县志》记载：“地理之纪，河，蒯墩河，去县治南十里入运盐河。”清咸丰三年（1853年）《重修兴化县志》中“四境全图”记载“哙墩河，由向西，再往南，入南官河、蚌延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续修兴化县志》不但详细写了蒯墩河位置流向还在按比例尺测绘的水系图中标明了“哙墩河”的具体形态。上述记载和地图形成一个完整的古迹证据链。

现今全国发现的蒯通墓还有两处：一处是北京广渠门外。清朝诗人张船山曾在诗中提及。二是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依据的是民国九年（1920年）《临淄县志》所载：“蒯彻墓在五路口庄东里许。”不可否认历史人物经历的复杂性，到达与生活的地方比较多，影响广，有一些仰慕他的粉丝为其修祠建墓。也有可能蒯通后人或族人，见其久不归无踪，出于祭祀的需要修建衣冠冢。地方根据民间传说为了提高知名度予以修建扩建，加以宣传利用。笔者认为这两处古墓，且不论真假，对比兴化有关蒯通墓、蒯墩和蒯墩河古迹来说就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以及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度与广度都是无法相比的。

可惜的是，笔者查阅了1984年出版的《兴化县志》，竟没有查阅到有关蒯通墓、蒯墩和蒯墩河的相关记载。由此深感十分惋惜。

近日，笔者至兴化临城街道八里村附近寻访。年轻的村民已不知有蒯通墓、蒯墩和蒯墩河这些地方了。几个年老的村民还记得大概位置，并说是古时候有个叫樊哙的大将葬于此。笔者在村民所说蒯墩之处，只见到了一片楼房。一个叫王金华的十里村民，今年六十七岁，正在附近小菜地里劳作。他告诉笔者蒯墩和蒯墩河的具体位置。他回忆说，以前蒯墩比地面高出两米多，是一处荒地。大集体时，为了多产粮食，把墩子拉平了，变成了粮田。平田时还挖出许多碎砖瓦。蒯墩河弯曲较长，之后河道整治、房地产建设，这里都变了样。此地方以前属八里村，现在属十里村，两村都没有姓蒯的或姓樊的村民。

笔者走在兴化南兴临路上望着路东一些楼房，再也找不到蒯墩的痕迹。转到东边，还有一段二三里长的小河在静静地流淌，好像在诉说两千多年前的那些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