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为大明续命两百年的于谦比文天祥更忠，比岳飞还冤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明王朝送走了它的缔造者——朱元璋。

但冥冥之中，一切似乎早已注定。

就在同一年，浙江钱塘县太平里（今杭州市上城区祠堂巷）的一户普通家庭，一个男孩呱呱落地。

这个孩子便是未来拯救大明王朝的于谦。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由于明英宗朱祁镇和权阉王振的骚操作，二十万明军在土木堡全军覆灭。明英宗也在此战中沦为俘虏。

悲剧发生时，驻守怀来的明军目睹了整个过程。

出了这么大的事，没人敢隐瞒消息。

所以，怀来守将当天便派人快马加鞭，将消息通报回京。

八月十六日，京师方面收到消息，举朝震动，人心惶惶。

八月十八日，为了稳定人心，孙太后任命英宗的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朝臣商议战守大计。

现如今瓦剌兵锋正盛，不日就会打到北京城下。而京城三大营又在土木堡全军覆灭，这该如何是好？

朱祁钰把问题抛给大臣，指望大臣们出主意。

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大臣们此时竟然纷纷号啕大哭，整个朝堂瞬间哭成一片。

如此一幕，搞得朱祁钰手足无措，呆若木鸡。

哭哭啼啼一阵之后，一些人渐渐恢复了理智，开始发表意见。

自负才学过人的翰林院侍讲徐有贞首先发言：“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

意思就是说，我夜观天象，对照历数，发现如今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可以避过此难。

徐有贞说完，不少人立即附和，纷纷表示形势危急，如果困守京城，援军不至，大明危矣！

主张逃跑的官员七嘴八舌，动摇人心，这让司礼监太监金英非常不满。

金英当场喝骂道：“若南迁，圣驾（明英宗）在口外，谁去迎回？祖宗山陵宫阙谁来守护？”

比起徐有贞之流，身为宦官的金英明显更有骨气。

不过，明朝此时的困境并不是守不守京城，打不打这仗。而是怎么打，由谁来指挥？

大道理谁都会说，问题是谁能扛起这个千斤重担？

金英行不行？不行，他只是个太监，没有任何军旅经验，哪里会打仗。

关键时刻，兵部侍郎于谦站了出来。

于谦首先在朝堂上挑明立场：“建议南迁者，该杀！”

难道你们忘了当年北宋南迁的教训吗？

难道你们想让大明只剩下半壁江山吗？

如果我们撤退了，宗庙社稷怎么办？黎民百姓怎么办？

现如今，我们应该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死守北京城！

一番怒吼后，于谦随即表态：宁正而毙，不苟而全！我愿意扛起这个千斤重担！

于谦的发言，震醒了朝堂上的官员。

资历最老的吏部尚书王直，以及时任翰林院修撰的商辂（明朝唯一的三元及第）等人也表态支持。

在这些国之栋梁的影响下，原本举棋不定的朱祁钰也挑明立场，国家兴亡，我愿意与京城共存亡。

当天，朱祁钰以监国身份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授予其先斩后奏之权，全权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

八月十九日，于谦临危受命，召开了军事会议。

在会议上，大家望着一副烂摊子，均是一脸愁容。

英宗带走了京师三大营，现如今的北京，虽然还有十万兵马，但这些兵马大多是预备役和后勤部队，战斗力很弱。

而比之战斗力问题，更大的麻烦还在于装备和粮草。

由于武器装备和粮草都被京师三大营带走了，此时京城守军，惨到几个人共用一把刀，一杆枪。

盔甲也只有几千副，还不及兵力的十分之一。

粮草问题亦是如此。

当时的北京城内没有粮草，京城东郊的通州倒是有数百万担粮食储备。

但由于居庸关外已经出现了瓦剌军。大家不清楚敌人什么时候发动攻击，也不清楚居庸关守军能坚持多久。

万一守不住，瓦剌骑兵两天就能杀到通州。

很多人信心不足，担心粮草会被劫走，因此建议一把火烧掉通州的储粮。

对此，于谦坚决不同意。

于谦认为不攻自溃是兵家大忌，敌人还没进攻呢，我们就先自乱阵脚，还怎么保卫京城？

为了稳定人心，于谦随即上书，请求朱祁钰下令，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增援京师。

于谦的这一建议，朱祁钰当然不会拒绝，这时候谁会拒绝让外地的军队进京勤王呢？

所以，朝廷的调兵命令很快便下发到各地。

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谦请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

不过，虽然朱祁钰的命令是下达了，但具体能不能落实，还是要看实际操作。

也就是看于谦的实际操作。

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于谦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废寝忘食，与时间赛跑，主持并完成了五件大事。

哪五件事呢？

第一，派人到各地练兵。

先前朝廷下旨，征调两京、河南的数千备操军，山东、南直隶的四千余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三万六千运粮军进京勤王。

但只靠这些兵力还不够。为了增加兵力，于谦委派监察御史白圭等官员前往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招募民壮，进行应急训练，以备补充。

后来各地增援纷纷抵达，京城兵力也激增至二十余万，形成了兵力数量上对于瓦剌军队的优势。

不过，这二十多万大军中的精锐并不多，大约只有六万正规军。此时明军的整体战力仍然堪忧。

第二，发动群众，改革军制。

由于军队的整体战力并不乐观，于谦命人传檄京城周围州县和山西、河北等地，要求这些地方的民众拿起武器，视情况打击瓦剌军队，切断其后路。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于谦还改革了军制，将传统的“三大营”改为十个团营，并裁汰了一部分老弱残兵，从剩余军士中重新挑选余丁、舍人、工匠、火夫、守门军兵进行训练。使其能适应未来防御作战的需要。

后来，于谦又临时抽调京城内的木匠、瓦匠、石匠，将这些人统一编成工程队，一面加固北京城墙，一面大量收集砖石、木材、石灰、工具等物资备用。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军备战，明军兵精粮足，士气大振，战斗力有明显提升。

第三，抓紧时间打造兵器。

鉴于军队缺少兵器的问题，于谦命令工部加紧赶制盔甲、武器，并命令南京方面拿出三分之二的库存兵器，紧急调往北京。

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了尽快筹集兵器，宣府总兵杨洪、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冒着瓦剌军袭击的风险，带人从土木堡收集到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头盔9000余项、甲5000余件；火枪1.1万余杆、火铳2万多只，火箭44万枚、火炮800余门。

这些搜集来的装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军的装备荒。

第四，不拘一格降人才。

土木堡之战后，很多突围逃回的明军官兵因害怕因战败而被问罪，没有回京报到，选择了藏匿。

于谦得知情况后，认为这些人虽然打了败仗，但都是精锐，完全可以利用起来，便请朱祁钰下旨，赦免土木堡之战中的军士。

在赦免的同时，还有奖励：凡是重回军中者，一律赏银二两、布二匹。

后来，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于谦还向朝廷上书，要求启用了一批有罪的将领。

如先前在阳和口被瓦剌军打得全军覆灭的都督同知石亨，以及先前因为征安南失利而被明宣宗贬为庶民的老将王通等人。

朱祁钰对于谦的这一建议再次采纳，于是石亨等人便得到了重新启用。

影视剧中的石亨

第五，解决粮草问题。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军队的命根子，必须赶紧把通州的储粮运到北京。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于谦先以官府名义，征用五百辆大车。

同时，动员百姓及官兵家属、亲友自备车辆，前往通州，日夜不停地向京城运粮，运费由官府支付，能运多少算多少，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

至于剩下的粮草，于谦想到了一个妙招，就是交由外地勤王军队负责。

所有受召勤王的军队，皆预支半年军饷，但朝廷现在没钱，军饷以粮食形式发放。

想一次性拿到半年的军饷吗？那就先去通州取粮，然后再入京。

常言道，重赏之下有勇夫。在朝廷的政策鼓励下，北京至通州间的运粮队伍川流不息，昼夜往返。不几天工夫，通州的几百万石粮食就全部运进京城并储备了起来。

京城有了足可以吃一年的粮草，军心随即大振，民心也得到稳定。

事实证明，人与人之间就是有区别。

缺兵、少粮、兵器匮乏，人心涣散。这么一副烂摊子，如果交给一个庸才负责，必然还是烂摊子。

但交给于谦负责，他只用一个月就能把问题一一解决，并且处理得井井有条。

北京保卫战的备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与此同时，朝堂之上的一场政治风暴也即将到来。

八月二十三日，都察院右都御史陈镒上奏：“王振祸国殃民，害得皇上身陷敌营，如此恶行，不灭族不足以平民愤！”

陈镒的慷慨陈词，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点燃了满朝文武对王振怒火。

一时之间，朝堂上乱了起来，大臣们纷纷上奏，争相向朱祁钰弹劾王振。

此时的朱祁钰，还不是皇帝，他只是监国，也就是代明英宗行职权而已。

见到这个阵势，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

杀了王振同党，灭了王振全族，很容易，也就是一道旨意的事。

可问题是，王振是明英宗的心腹，其党羽也是英宗的心腹。而此时的英宗，虽然被瓦剌人俘虏了，但他依旧是明朝的合法皇帝。朱祁钰只是监国，他怎么敢擅自处理英宗留在朝中的心腹呢？

由于不敢下这道命令，于是朱祁钰便在朝堂上打起了太极，表示：“百官暂且出宫待命，此事今后再议。”

再议？开什么玩笑！

见朱祁钰犹豫不决，百官们怒了，纷纷表示既然已经撕破脸皮，就没有回头路可走。现在王振虽然死了，但他的同党还在继续操纵朝政。如果不处理这帮人，今天在场表态的官员，事后必会遭到报复。

反正总是一死，那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拥立郕王朱祁钰做皇帝！

就在当天，百官们挥起拳头，打死了王振的心腹马顺、毛贵、王长等人。并将这些人的尸体拖到大殿上，威胁朱祁钰表态。

见到如此疯狂的一幕，朱祁钰怂了。

他也想做皇帝，可这个皇位哪是自己想坐就能坐的？

最起码，也得先问问孙太后的意见吧？

可明英宗朱祁镇是孙太后的亲儿子啊，老太太怎么可能答应这种事。

思考再三，朱祁钰决定不做这个出头鸟。他在百官咒骂王振党羽时，悄悄起身，打算逃回后宫，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如果当时朱祁钰跑了，在场闹事的大臣们就完蛋了。

因为被大臣们打死马顺是锦衣卫指挥使（明朝唯一一个在朝堂上被文官群殴打死的锦衣卫指挥使）。而锦衣卫指挥使可不一般职务，百官当众打死马顺，这是死罪！通通都要砍脑袋。

马顺虽然功夫不怎么样，但他手下的锦衣卫要想收拾在场的文官，还是很轻松的。

而在场的大臣们，此时也是集体智商掉线，均未能意识到危险正在降临。

关键时刻，于谦又一次成为拯救者。

在百官们七嘴八舌时，于谦保持着清醒头脑，他很清楚，现在绝不能让朱祁钰溜走。

于是，就在朱祁钰准备开溜时，于谦一个箭步，冲到朱祁钰面前，拉住他的衣袖，并大声说道：“王振罪当诛九族，马顺是王振的余党，其罪也该死，请殿下下令，赦免百官无罪！”

于谦响亮的声音，惊醒了在场的所有人。

顿时间，大家的智商恢复，纷纷要求朱祁钰表态。

面对这种不给个说法就无法收场的情况，朱祁钰很明白，今天自己必须挑明立场，否则局势将无法稳定。

无奈之下，朱祁钰只好壮着胆子，当众宣布了马顺等人的罪行，并宣布在场官员无罪。

下达这道命令后，朱祁钰等于是与哥哥明英宗开战了。他此时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也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

八月二十八日，大臣们纷纷上书，请孙太后改立朱祁钰为帝，遥尊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

大臣们此次上书，是有备而来。

因为明英宗被俘后，曾被瓦剌首领也先押到宣府城下，要求守将杨洪开城出迎。而英宗对此不敢违抗，竟然照办，落了个“叫门天子”的骂名。

由此，大臣们便纷纷进言：“社稷为重，君为轻”，表示现在的英宗，已经成为瓦剌军攻城略地的政治工具，不适合再继续做皇帝了。

孙太后其实也是明事理的人，她虽然在乎儿子的安危，但她更在乎大明江山的安危。

最终，在百官的上书下，孙太后同意了让朱祁钰即位。

九月初六，朱祁钰正式即位，改元景泰，是为明代宗。

而当明代宗即位后，明英宗的皇帝身份便随即失效，只能被称为太上皇了，失去了他曾经拥有的一切。

明朝改立新君时，也先依旧带着肉票明英宗四处“叫门”。

虽然此时的英宗已经不是皇帝了，但太上皇也是皇上，也先可不愿意放弃这个宝贝。

九月二十二日，继试图让宣府守军开门投降失败后，也先又带着英宗来到大同城下。

大同守将郭登是个心思活络的将领，见也先前来，他一面假意奉承，表面上尽量满足也先的要求，一面派“夜不收”出城（夜不收即明朝间谍），打算从瓦剌军营中抢回明英宗。

当天晚上，郭登派出的“夜不收”已经与英宗身边的锦衣卫校尉袁彬联系上了，正准备行动，欲趁夜将英宗带回大同城中。

但在关键时刻，英宗竟然怂了，不敢跟着走，此事也只能作罢。

今夜有五个夜不收来，密请爷爷石佛寺去，待他寻不见时，便乘间入城去......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时不曾死，我命在天，若万一不虞，如何好？——《北征事迹》

九月二十八日，也先知道了这件事，心想自己带着英宗在边境瞎转悠，一点成果没有，也不是个事，便下令全军杀向居庸关，继而直捣明朝的心脏北京城。

十月初一，瓦剌军主力经宣府进攻居庸关，遭到明军的顽强抵抗。

见居庸关防御严密，也先命大将阿剌知院继续攻城，然后亲率数万精兵经蔚州进攻紫荆关。

当时镇守紫荆关的明朝将领叫韩青，此人是条硬汉。

在战斗期间，由于准备不足，明军被打得节节败退。韩青为了鼓舞士气，舞动帅旗，率领百余骑兵驰骋冲突，与瓦剌军硬生生的血战四个多小时之久。最后在瓦剌军的围攻之下，拒绝投降，引刀自刎，壮烈殉国。

韩青战死后，右副都御史孙祥接过了指挥权。

相比韩青，孙祥只是文官。但在战场上，孙祥的表现却一点也不输武将。

在孙祥的率领下，驻守紫荆关的明军残兵借助地利优势，顽强阻挡了瓦剌军的攻势。

然而，就在瓦剌军队对紫荆关一筹莫展之时，一个叫喜宁的太监（土木堡之变时被俘）主动找到也先，表示可以带领瓦剌军走小路，绕开明军防线。

就这样，一支瓦剌军在喜宁的引导下，走小路绕到了明军防线背后，与主力前后夹击，攻破了紫荆关。

城破之后，孙祥率残部在巷战中力战殉国。瓦剌军则长驱直入，于十月十一日进抵北京城郊的卢沟桥。

得知瓦剌军打到了眼皮子底下，于谦召集众将领开会。

在会议上，石亨首先发言，他提议收兵入城，禁闭九门，依托北京的城池与瓦剌军作战。

石亨的提议，得到了很多将领的赞同。众人纷纷表示：咱们的主力尚且打不过人家，就凭京城现在的二三流部队，怎么可能与瓦剌军野战？倒不如坚壁清野，重兵守城，等瓦剌军疲惫粮尽，自然就走了。

不过，于谦并不同意众人收兵入城的建议。

于谦认为，从八月下旬开始，经过五十多天的准备，京城的防卫其实已经基本完善了，军士们也经历了严格训练，士气正盛，都是摩拳擦掌，等待着瓦剌军的到来。

如果我们这时候禁闭九门，将兵力全部放在城内，示弱于敌，不仅会使敌人更猖狂，还会严重挫伤己方士气，

要知道，此时大明的南方也不稳定。

西南有苗民造反，东南有邓茂七起义，广东地区也出现了叛乱。

京城方面此时若不能做出表率，必然后患无穷。

就在于谦排兵布阵时，先前帮助瓦剌军攻破紫荆关的卖国贼喜宁又出来作妖，他向也先进献了一条毒计：将部队驻扎于西直门外，然后派人通报守门的明军，你们的太上皇在这里，如果想要，就让于谦亲自前来接回去。

喜宁的这招，毒辣之处就在于把明英宗放在了战场上的显眼位置，并公开通知明朝派大人物前来迎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于谦前去谈判，也先就可以狮子大开口，向明朝索要钱财和利益，甚至还可以趁机扣押于谦，迫使明朝开城投降。

如果于谦不来谈判，也先也可以借此昭告天下，指责明朝胆小无礼，竟然连自己的太上皇都不要了，借机动摇明军士气。

面对也先稳赚不赔的诡计，于谦豁出去了，老子连命都不要了，还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

随后，于谦一面派出两个六品小官前去谈判，以此羞辱也先。你小小瓦剌，也就只配让我大明的六品小官接待；一面统一官兵思想，让人对明军将士宣讲“社稷为重，君为轻”的道理，不要被瓦剌人的诡计动摇了战斗信念。

就这样，也先的诱骗阴谋被于谦粉碎。

见毒计不奏效，受到羞辱的也先大怒，表示第二天就攻打德胜门，就拿于谦开刀。

于谦，你洗好了脑袋等着我明天来取！

面对也先的军事恐吓，于谦也不怵，当天晚上就派出两路明军主动出击，斩杀数百瓦剌军，使军威大振。

十月十三日，也先命自己的弟弟孛罗率一万瓦剌骑兵攻打德胜门。

见瓦剌军行动，于谦穿戴整齐，跃马出城，指挥参战官兵在城外列阵，并下令关闭德胜门。

随后，于谦命都督范广率神机营在城外民房内埋伏，并派出少数骑兵与瓦剌军接触，佯装战败，诱敌深入。

作为一统草原的枭雄，也先其实很轻松就能看穿明军的诱敌深入之计。

但估计是自负心理作祟，也先认为于谦只是一介书生，并不懂打仗。

于是，也先上当了，坐视孛罗率领的一万瓦剌军这就么一头扎进了明军的埋伏圈。

结果，在明军神机营的火器齐发下，孛罗当场被乱枪打死，当时一同被打死的还有平章卯那孩等数千瓦剌军将士。

瓦剌军在德胜门吃了大亏，原本也先应该立即停止进攻，待重新整顿人马之后再战。

但亲弟弟被打死了，这口恶气实在咽不下。于是，也先又亲自率军攻打西直门。

当天晚上，回到大营的也先复盘了白天的战斗。

他意识到，明军的主力在北京城北。城南的军力相对较薄弱。

于是到了第二天，也先便把攻击目标改为北京城外，西南方向的彰义门。

注意，也先攻打的彰义门，不是嘉靖年间扩建北京外城后修筑的广宁门（民间俗称彰义门），而是金中都时期的十三座城门之一。

众所周知，金中都城早在宋代就被蒙古军夷为平地了。

因此，此时的彰义门，其实是明军设在城外的一个前突据点。

得知瓦剌军围攻彰义门，于谦命守军将城外的街巷堵塞，并在重要的地带埋伏好神铳手、短枪手，又派兵在彰义门外迎战。

战斗打响后，驻守彰义门的明军分为前中后三队。

前队先用火枪、火铳射击瓦剌军，待前队填充弹药时，位于中间的明军弓弩手压阵跟入，继续射击。

在明军远程武器的打击下，瓦剌骑兵如同被割的韭菜，成片成片的倒下。

可是，就在瓦剌骑兵坚持不住，正准备后撤之际，位于队伍最后面的骑兵为了抢攻，差点坏了大事。

当时，主管后队骑兵的监军太监见瓦剌军有溃退迹象，心想自己要是不赶紧参战，就捞不着功劳了。

于是，这个监军太监便不顾战斗阵型，指挥骑兵争先恐后地向前突击。

结果骑兵这么一冲，直接冲散了前面两队的阵型，致使现场一片混乱。

瓦剌军见明军莫名其妙的乱成一团，也没有犹豫，立即杀了个回马枪，将明军打得大败，并用乱箭射死了彰义门的明军指挥官武兴。

随后，瓦剌军乘势反击，一直追到德胜门外。

万幸的是，在危急关头，城外的老百姓纷纷登上房顶，以砖石迎战瓦剌军，缠住了瓦剌军。

趁此机会，于谦派兵增援，这才打退了瓦剌军的反扑。

连续两天的战斗都没能占到便宜，也先彻底坐不住了。

此时的形势，对瓦剌军极为不利。

一方面，宣府总兵杨洪，辽东副总兵焦礼，正分别率两万人马日夜兼程赶来北京。

这四万明军可都是边军精锐，不好对付。

另一方面，阿剌知院仍未攻取居庸关，瓦剌军主力无法就近撤退。

再一方面，进攻辽东的脱脱不花一直没有进展，也不向也先汇报情况。

这个脱脱不花是也先父亲脱欢扶持的蒙古大汗，据说是元顺帝的后裔。

也先一统漠北草原后，原本想自己做大汗，但又担心东蒙古诸部不服，便只好继续拥戴黄金家族出身的脱脱不花。想着利用这个傀儡，统治蒙古诸部。

可是，脱脱不花也不是好欺负的人。即位之后，他以蒙古大汗身份，招兵买马，渐渐摆脱了也先的控制。

此次入侵明朝，也先与脱脱不花便是以会盟的形式联合作战。

也就是说，脱脱不花是单独领兵作战，不受也先的遥控指挥。

现在脱脱不花在外线，想撤退，随时都可以。而也先在明朝的腹地，处于被包围之势。也先这要是万一出个三长两短，江山岂不是要被脱脱不花夺去了？

鉴于这种不利形势，尽管也先很不愿意，但他也没有选择，只好下令退兵，指挥五万瓦剌军由良乡（今北京市房山东北）向紫荆关撤退。

十月十五日，于谦得知瓦剌军撤退的消息，急令石亨、范广率军追击。

与之同时，由宣府增援而来的杨洪也加入追击队伍。

十月十六日，石亨在清风店（今河北易县西）追上瓦剌军。

也先见石亨追得太紧，实在无法摆脱，只好重整队形，下令转身迎战。

但此时的瓦剌军，军心已经涣散。而与之对阵的明军，则是士气旺盛。

在石亨的率领下，明军以死伤三千余人的代价，击杀和俘虏了瓦剌军一万多人。

同一天，范广、杨洪也分别在固安、霸州击败瓦剌军，抢回了一些被瓦剌军掠夺的物资。

十月十七日，心态炸裂的也先指挥瓦剌军仓皇撤出紫荆关，不久退往关外。

得知主力退回关外，攻打居庸关的阿剌知院赶紧下令撤退。居庸关守将罗通下令追击，三战三捷，打死不少瓦剌军。

十月二十日，也先和阿剌知院皆被明军击退的消息传到辽东，脱脱不花大惊，不仅也下达撤退命令，还在不给也先打招呼的情况下，遣使进贡，单方面与明朝议和。

至此，进攻明朝的多路瓦剌军均被击退，北京保卫战也就此结束。

北京保卫战是明朝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如果此战失败，导致京城失陷，继而丢掉半壁江山，大明王朝的国运必会因此改变，历史也必然会被改写。

但万幸的是，就在明军主力于土木堡被歼，皇帝被俘，京城兵力不足，且士气全无的情况下，于谦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带领一群残兵败将击退强敌，强行逆转国运，不仅挽救了大明王朝，同时还令也先的威信一落千丈，瓦剌也由此陷入了内斗之中，国力日渐衰竭。

然而，为明朝立下大功，一生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的于谦，下场却极为凄凉。

景泰元年（1450年），明朝通过谈判，迎回了被俘一年的明英宗。

七年后的正月十六，当年主张南逃的徐有贞、太监曹吉祥，深受于谦信任的石亨，以及张辅的弟弟张軏、张輗等人，趁着明代宗病重，又未册立太子之际，发动“夺门之变”，协助英宗复辟。

英宗重登大宝的当天，下旨重赏了石亨、徐有贞等复辟功臣，随即又下旨，逮捕了于谦以及吏部尚书王文、户部尚书陈循、工部尚书江渊、刑部尚书俞士悦，司礼监太监王诚、张永等人。

于谦被捕之前，手掌兵权，如果他想做点什么，以防不测，他显然是有机会的。

但他没有做这种准备，因为他是个饱读圣贤书的文人士大夫，他受到的教育，不允许他做出这种事。

在于谦十二岁时，他曾写过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

《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四十多年过去，于谦还是那个于谦，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当年的信念。宁可粉身碎骨，也要留清白在人间。

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

八年前，他挺身而出，拼死挽救这座京城。

八年后，他在这座自己拼死保卫的城池下，得到了自己最后的结局——斩决，全家流放。其子于冕发配山西龙门，于冕妻邵氏发配山海关。

据《明史·于谦传》的记载，在下旨处决于谦之前，英宗很犹豫，他认为"于谦实有功"，如果杀死于谦，会给自己背上杀害功臣的骂名。

但徐有贞却在此时进言："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

意思就是说，你朱祁镇此时如果不杀掉于谦，树立一个阴谋集团的典型，向举国上下表明“夺门之变”的被迫性和正义性，你复辟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

正是这句话正中英宗下怀，让其下定了杀死于谦的决心。

然而，《明史》对英宗与徐有贞对话的记载，出自于谦儿子于冕撰写的《先肃愍公行状》。

而《先肃愍公行状》所记载的内容，其实是孤证。与明代流传至今的诸多史料都有内容上的冲突。

比如在焦竑（万历十七年状元）所著的《国朝献征录》中，就记载"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出自石亨和张軏之口，而非徐有贞。

至于英宗所说的"于谦实有功"，则根本没有记载。

余闻故老云：英庙持于王狱辞未下，石亨偕张軏面奏曰：“陛下不杀谦等，今日之事何名？”上意遂决。忌嫉之徒乃谓出自公口，冤哉。初犹有知其诬者。——《国朝献征录》

还比如在《皇明从信录》中，也记载提议杀于谦的是张軏，徐有贞的态度则是“犹豫”。

先是于谦等下狱，徐有贞犹豫，张軏言曰：“不杀谦等，今日无名’，狱遂决。”——明·陈建《皇明从信录》

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资料可以证明，在杀害于谦这件事上，英宗从来没有犹豫过，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反倒是徐有贞的态度很犹豫，并不希望于谦死。

明英宗死后，即位的明宪宗朱见深下旨为于谦平反，并表示平反乃英宗遗诏。

既然朝廷定了调，于冕也只能昧着良心为英宗说好话，将罪过通通推卸给徐有贞。

而清朝史官编写《明史》时，照搬了于冕的记述，洗白了明英宗。

十几年前，当年明月曾用“他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是一个好人”来评价明英宗。

这属于睁着眼睛说瞎话。

在明朝危急时刻，于谦力挽狂澜，领导军民打赢了北京保卫战，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朱祁镇复辟后，就算他再怎么不爽，也不能杀害对国家，对社稷有大功的人。心里要是实在有一口恶气，可以罢官夺职，可以长期监禁，但杀人，就显得太小心眼了，是非不分。

现实中，你在一个人惹大麻烦的时候，尽心尽力帮忙擦屁股。他缓过来后，不对你感恩戴德也就算了，还反手干掉你，故意挖坑黑你，你能说这样的人是好人吗？

于谦被冤杀后，按例应该抄家。可当抄家的锦衣卫到于谦家里清查财产时，却发现根本没有搜查的必要。

因为于谦的家里，除了明代宗赏赐的蟒袍和宝剑以及一些生活必需品外，可谓是家无余财。

景泰年间，于谦的权势极大，大到了明代宗都曾一度担心他会造反。

鼓钟鸣，群臣百官入贺。景皇帝闻钟鼓声，问左右云：“于谦耶？”左右对曰：“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哥做，好！”——《复辟录》

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于谦要想贪污，给子孙留点家当，简直易如反掌。

可是，于谦为官多年，一个铜板也未贪污过。

见到这一幕，负责抄家的锦衣卫顿感自惭形秽，选择安静地离开。

于大人的一生，清正廉洁、坦坦荡荡，抄这位国之栋梁的家，就算是一贯嚣张的锦衣卫，也怕遭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