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与邦伯：《封神榜》中的历史内核

本文转自：北京日报

探秘早期中国邦伯群体与三代王朝“由伯而王”的鼎革史——

邦与邦伯：《封神榜》中的历史内核

王坤鹏

《越在外服:殷商西周时期的邦伯研究》 王坤鹏 著 商务印书馆

《封神榜》故事中隐藏着真实的历史内核，其中最为核心的历史就是早期中国普遍存在着的邦伯群体与夏、商、周三代王朝“由伯而王”的鼎革史。

邦与邦伯是早期中国文明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段，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原散处而互不统属的聚落中逐渐分化出一些核心聚落，由核心聚落服属其周围的次级聚落形成的政治组织就是邦，其首领称邦伯。此后近千年，大大小小的邦建立起来，形成万邦林立的格局。自万邦之中分化出的中心邦服属其他次级邦形成复合式政体，先后形成了夏、商、周三代王国。可以说，三代王国就是在“协和万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后经历春秋、战国时期的巨变，最终由复合式国家转变为中央集权式的郡县制国家。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政治结构从无到有，国家规模由小至大，文明机制亦由简单趋于复杂。

中国早期王朝的发展建立在邦的复合与重组这一基础之上。夏、商、周三代王朝间的兴衰更替实际上就是“由伯而王”的过程。在夏王朝之下，商伯原作为夏的臣属而存在。夏末时期，商伯逐渐发展为称霸一方的势力，进而取代夏成为天下的王。在商王朝之下，周伯原作为商的臣属而存在，在商末时发展为称霸一方的势力，最终取代商而成为天下的王。这种“由伯而王”的新陈代谢过程，与秦汉以后一个王朝覆灭之后另一个王朝方才兴起的情况有着重要的区别。

早期王朝政治统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调整统治结构以纳入并管理邦伯群体。以商代为例，目前在商代甲骨刻辞中发现有50余位邦伯，代表着与商人异族的地方势力。虽然其间存在着部分邦伯与商为敌的情况，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多数邦伯逐渐臣服于殷商，为商王贡献人员与财物，朝觐并听从征召。经过数百年的融合，至殷商末年，除了少数位置偏远的势力之外，邦伯群体已基本上纳入了商王朝的政治体制之内，有的甚至成为商王朝的“亚”“臣”“师”“射”等职官，成为王朝统治所依赖的力量。虽然如此，并非所有的邦伯势力都被商王朝吸收并成功整合。部分远离商中心区的邦伯势力持续发展，终成大患。殷商晚期，商王朝与东方的“夷方伯”争战多年，最终却亡于西方的“周方伯”之手。于周邦而言，则实现了“由伯而王”的跃升，中心与鄙野的格局得以重组。

西周时期，一般族邦首领，若非受王命而为公、侯者，均可称伯。有人认为西周的伯只是血缘宗族称谓，其实不然。伯作为族邦首领，具有明确的政治内涵，其作为一类政治组织的代表，与周王、王的配偶、公卿大臣以及诸侯存在着广泛的政治与社会交往。以伯为称的族邦具有比较复杂的内部政治结构，因此仅视之为血缘性质的家族长是不恰当的，也难以深入揭示邦伯在早期政治、军事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与殷商时期相似，对邦伯加以吸纳、管控与利用也是周王朝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西周时期的邦伯大多为夏、商旧邦，随着商、周易代，大部分邦伯以不同身份融入西周政治体制之中。

周代虽然实行分封制，但公、侯之封终究是有数的。少部分邦伯可能受王命而成为公或侯，但多数邦伯终其一世未必有这样的机遇。邦伯群体的地位虽不及公、侯，但其作为地方土著族群，数量众多，实际上成为西周王朝统治地方的中坚力量，在当时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活动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西周王朝军事和边域经营活动中，邦伯群体经常作为生力军参与其中。西周王朝基本的御戎机制就是以王师为主导，地方上的侯、伯势力加以配合。这种机制是西周王朝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西周末年，随着王师实力不济以及地方侯、伯势力的坐大，以王师为主导的御戎机制遭到破坏，西周王朝也就很快走向了灭亡。

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荀子曾经思考人类社会发展水平何以能够远超其他动物群体。他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人能群”，即人类社会能将众多的人聚合起来，从而产生最大的效益。至于如何做到“群”，荀子认为其要义在于“分”，即按照一定的规则将各色人等加以分门别类，在群体中形成上下等级与秩序。“群”与“分”看似是矛盾的两极，却互为彼此得以实现的前提。统观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古代政治统治的核心要义似乎正是荀子所提示的分级基础之上的人群聚合，只是这种分级与聚合在早期政治实践中主要是以族邦为基础而得以实现的。

上古的中国，社会与政治融合发展的基础组织并非个人，而是大大小小的族邦。邦作为早期中国文明中最早产生的一类政治体，在夏、商、周三代政治中不断地发生融入、打散、重组或变异的过程。不同族邦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不同文化之间的吸收与涵化持续推动着早期中国走向成熟。终结两周王朝而建立中央集权制统一大帝国的秦，究其初始，实亦是僻处于渭水流域西部一隅的一支邦伯势力，此亦可见邦伯在早期中国文明发展中所起的基础作用。

（作者为吉林大学中国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