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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燕昭王以来,半岛就深刻地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汉武帝时汉四郡的设立是中原王朝对半岛直接支配的顶点。
随着西汉的衰落,汉四郡体制瓦解,到东汉时期仅余乐浪郡。当然乐浪郡的范围仍然广大,汉末公孙氏又在其南部分设带方郡。乐浪、带方两郡存续了数百年,成为半岛中国文化的中心,构成了日本、中国交流的枢纽。与此同时,高句丽与三韩的势力也在成长。
从4世纪以来到7世纪下半叶新罗统一半岛为止,半岛主要有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并立。其中,佛教传入最早的是最早建国、并与中原王朝接壤的高句丽。据《三国史记》,小兽林王,二年,秦王符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
佛教伴随前秦官方的使节传入高句丽,显然带有鲜明的色彩。如上所述,前秦时佛教高僧已大量出任官方职务,佛教也已成为主要统治思想之一,在建立国交时选用僧侣担任使节,亦或是利用佛教展开文化攻使是很容易理解的举措。事实上同年还有高句丽“立太学,教育子弟”的记载,则儒学很可能与佛教一同作为前秦的外交手段而被使用。此外,文献以建寺之年特记为“佛法之始”,显示出鲜明的中国佛教特色。
据《海东高僧传》记载,顺道没有传播佛教教理,而是利用因果轮回和现世灵验的方法吸引人心。阿道在高句丽的活动不详,但被特记为拥有神通力。则神异灵验的特质也得到了继承。高句丽对这次遣使反应积极,当年即遣使入贡,与前秦建立了正式关系。高句丽王也对佛教表现出了积极态度,并与臣下一起,按照佛教礼仪前往宫门迎接顺道,诚心诚意地信奉佛像和经典,并在全国范围内宣扬。为理解这一情况,我们需要考察高句丽的外部环境。
高句丽是扶余族建立的骑马民族国家,西汉时隶属于玄菟郡高句丽县,“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但很快“稍骄恣,不复诣郡”。东汉以降,高句丽频繁入侵辽东。魏时,幽州刺史毋丘俭曾率军讨伐高句丽,“陷丸都城屠之”。但随着汉晋在东北亚地区支配体系的瓦解,高句丽在4世纪初先后吞并乐浪郡、南侵带方郡、攻破玄菟城。此后,高句丽摆脱了中原王朝的直接支配,国家发展进入了新时期。
但独立后的高句丽很快陷于南北两大强敌,即鲜卑慕容氏与百济的威胁之下。自慕容廆继任单于以来,鲜卑慕容部就与相邻的高句丽、段部鲜卑和宇文部鲜卑爆发冲突。美川王时就有二十年“我及段氏、宇文氏,共攻慕容廆”、二十一年“遣兵寇辽东”等记载。慕容廆之子慕容皝建立前燕之后,高句丽的处境急转直下。
故国原王九年,“燕王皝来侵,兵及新城。王乞盟,乃还”。十年“王遣世子朝于燕王皝”。十二年慕容皝大举入侵,“发美川王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十三年,“王遣其弟称臣入朝于燕,贡珍异以千数。燕王皝乃还其父尸,犹留其母为质”。
二十五年,故国原王再次入贡,燕王儁封其为“乐浪公、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标志着高句丽被纳入中原王朝的册封体系之中。迫于慕容氏的压力,高句丽被迫将战略重心转向南方,但局势仍然不容乐观。故国原王三十九年“南伐百济,败绩”。四十一年“百济王来攻,王为流矢所中。太子即位”。在如此危局之下,可以想见,苻坚发兵攻燕之于高句丽宛若神兵天降。在370年苻坚围困邺城时。与前燕不同,定都关中且忙于统一的前秦与高句丽并没有直接冲突,因此苻坚的主动遣使以及小兽林王的积极反应就不难理解。
不仅如此,高句丽借与前秦的良好关系,得以全力应对百济的威胁,外部局势大为好转。显然,佛教是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作为两国交往的手段由前秦传入高句丽的。高句丽王对于佛教思想如何理解并没有确证,建造寺院更可能是为了显示对佛教和前秦的尊重。佛在高句丽被视为“多神之一”,具有明显的杂糅色彩。
故国壤王九年下诏“崇信佛法求福。命有司立国社,修宗庙”,《北史》也称其“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明显地表现出护国佛教的特色以及佛教与高句丽本土信仰混淆的迹象。教理佛教要等到昙始辽东宣化以后才得以展开。需要注意的是,372年的佛教传入称为“公传”。据《高僧传》可知,至迟4世纪上半叶已有“高丽道人”存在。考虑到高句丽在吞并乐浪时俘获了大量汉族人口,此前已有高句丽百姓信奉佛教的可能性很高。但由于史料缺乏,高句丽一般民众与佛教的具体交涉情况无法详知。
佛教传入百济比高句丽稍晚。据《三国史记》:“元年七月,遣使入晋朝贡。九月,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至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又据《三国遗事》:“枕流王即位甲申,胡僧摩罗难陀至自晋,迎置宫中礼敬。
《三国史记》则强调“宫内礼敬”。参考上述381年晋孝武帝始创内道场,这两段记载体现了传入百济的佛教的特色。关于摩罗难陀,《海东高僧传》盛赞其拥有不可思议的能力,修为深不可测,暗示了百济佛教神异灵验的属性。百济佛教来自东晋而非与其接壤的高句丽或中国北方王朝,而且摩罗难陀恰在百济向东晋遣使之后两月到来,很难认为是偶然。参考高句丽的情况,百济佛教的传入应当也伴随互动,而且很可能有与高句丽接受佛教相对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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