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维系了中朝朝贡关系

明朝建立之后，在对周边国家关系的处理上，一改之前元朝武力征服其他国家的作法，采用怀柔的方式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逐渐把周边国家纳入到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

在这个以明朝为主导的朝贡体系中，又以明朝和朝鲜的朝贡关系最为紧密，明朝在多方面给予朝鲜比其他国家更为丰厚的待遇。

从朝鲜的角度来看，自建国之后就始终恪守自己朝贡国的身份，在所有的朝贡国中事明朝最诚，始终保持着“事大”之心，主动寻求明朝的庇护，朝贡的次数也远远多于其他国家。

此外，在朝贡体系中，除了朝鲜向明朝例行进贡物品，明朝同时给予朝鲜丰厚的回礼外，因为宗主国和藩属国是有身份、地位等级差异的，因此在朝贡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藩属国通过请封来确保自己处在朝贡体系当中，而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则通过册封给予藩属国正式的地位。

因此朝鲜从第一任国王开始，每一任新国王继位都要派遣使臣前往明朝请封，明朝再派遣使臣到朝鲜进行册封，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一直维持着稳定的朝贡关系。

十六世纪末，日本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面对日本的侵略，明朝军，队和朝鲜军，队同仇敌忾，上下一心，最终取得了抗倭援朝战争的胜利，朝鲜也对明朝的援助视为“再造之恩”，经此一役双方的关系也更为紧密。

虽然这场战争以明鲜军，队取得胜利而告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把朝鲜作为跳板进而侵略明朝的野心，但明朝和朝鲜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战争对两国的国力的消耗是空前绝后的。

由于战争的主战场是在朝鲜境内，明朝大量军，队奔赴朝鲜，而辽东军，队又是抗倭援朝战争的主力军，这就造成了辽东地区防御空虚，明朝对东北亚地区的控制力下降，而女真部落正是借此机会发展壮大起来。

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落之后，其在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式建立后金政权，定都赫图阿拉，年号天命。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正式颁布“七大恨”，以此为由正式向明朝宣战，明和后金的战争也由此拉开。起初，明朝在与后金的作战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萨尔浒战役扭转了双方的战局，后金也在战争胜利后，占领了辽东的军事重镇辽阳和沈阳，从此之后，军事优势的天平也逐渐向后金倾斜，辽东的形式也愈发严峻。

明和后金之间的战争，对于处在两股势力中间的朝鲜影响也非常巨大，传统的朝贡体系也随着后金的崛起面临着挑战。

此时朝鲜的国王已经由壬辰战争时期的宣祖变为了光海君,而光海君的外交政策一反之前历任朝鲜国王一边倒支持明朝的做法，而是祈求在明朝和后金两个政权之间生存。

一方面，继续奉明朝为宗主国，与明朝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光海君也看到了后金崛起后的实力，因而与后金进行私底下的交往，避免让战火烧到朝鲜。

但在当时以“礼”为主的外交思想下，光海君两端外交的作法显然是违背了传统的宗藩关系的准则的，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致反对。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朝鲜绫阳君李倧，以光海君犯下违背对明义礼、同后金和亲、废母杀弟等罪名为由，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光海君的统治，登上王位，李倧也即是之后的朝鲜仁祖，这次武装政变也被称为“仁祖反正”。

李倧在夺取王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变光海君时期的两端外交政策，奉行“再造之恩”的亲明外交路线，采取对后金敌对的态度。

在传统的中朝朝贡关系中，朝鲜新国王是必须得到明朝册封的，因此李倧在登上王位之后，立马着手准备请封之事，但此次请封的过程是一波三折，因为李倧夺取王位的方式，在明朝眼中是僭越行为，明朝上下也对是否对李倧进行册封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但迫于当时的形势，明朝需要联合朝鲜对抗后金，也因为朝鲜方面展示的诚意，最终决定对仁祖进行册封。而请封和册封之事历来都是由使臣来完成。

但随着辽东局势的恶化，双方使臣使用二百多年的辽东陆路贡道已经被后金占领，因此海路贡道成了使臣的唯一选择，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也自明初之后，再一次成为明鲜两国使臣进行往来的通道。

朝鲜仁祖派遣的请封使以及明朝派往朝鲜的册封使，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前往对方国家，完成请封册封的任务。

随着册封的完成，明鲜双方的朝贡关系也得以继续，在之后的大部分时间内，双方的官方交流也是通过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来完成，朝鲜也因此得以重新保持了对明朝的常贡。

使臣借助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任务，双方之间的朝贡关系也一直延续到“丙子之役”前夕。

促进了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和朝鲜半岛山水相连，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历来重视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也使得两国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互相之间更容易理解和沟通，从而促成了文化交流历史的源远流长。

文化，是维系中朝关系的纽带，更是密切两国关系的催化剂。

明朝时期，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朝鲜王朝在政治上奉行的“事大主义”，其深层的核心也是基于对明王朝文化上的认同。

作为连通两国之间的媒介，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也主要是由使臣来完成，使臣在完成政治任务之后，便会展开各类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诗词歌赋上的交流，因而也有人把明朝与朝鲜的外交特点总结为“诗赋外交”。

除了在诗词、文学上的交流之外，双方文化交流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书籍传播完成的。

一方面，明朝使臣出使朝鲜时会携带各种各样的书籍，这些书籍有些是明廷作为赏赐赐予朝鲜的，有些则是明朝使臣作为礼物赠予朝鲜友人的。

另一方面，朝鲜使臣出使明朝时，会借此机会主动向明朝的文人、官员求购书籍，还会主动赠送自己国家出版的书籍给明朝的文人儒士。

明鲜双方通过使臣把优秀的图书典籍传播到对方国家，不仅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增强了互相之间的文化认同。明朝时期，当时的贡道便是双方进行文化交流的通道，在明末陆路贡道被后金占领之后，明鲜之间的文化交流并没有停止，两国使臣通过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通道延续着文化上的交流。

在此期间，朝鲜使臣留下大量和明朝文人之间的唱歌诗，明朝使臣也通过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把书籍传入到朝鲜，“大人念恤小邦,至惠以医书，东民自此，庶免夭札之患矣。不胜感激。”诏使曰：“俺闻殿下恤民之诚，靡不用其极，故以医民之方，进之矣。何以谢为？”

由此可以看出，即便到了明末，明鲜有关书籍的传播也未曾断绝。而作为诗赋外交结晶的《皇华集》，明末时期也有《辛酉皇华集》、《丙寅皇华集》以及《癸酉皇华集》传世，双方也延续了诗赋交流的传统。

与此同时，通过海路往来的使臣也借助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把海洋文化传播到朝鲜，“海洋文化，就是有关海洋的文化，就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

明末，属于海洋文化的妈祖文化在北方沿海一带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地区逐渐普及，当时从山东半岛出发前往朝鲜的明朝使臣在出发前都会有祭祀天妃（妈祖）的习惯，途中经过妈祖庙也必定会烧香祭祀。

妈祖文化在明末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北方沿海一带，同样也对朝鲜半岛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明末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海路贡道开启后，朝鲜使团在航海途中均有祭祀妈祖的活动，并留下多篇祭文和多首咏妈祖的诗篇，这是之前经由陆路往返的使臣中难以看到的。

妈祖文化对朝鲜使臣的影响经历一个过程，从接触妈祖文化到敬畏妈祖，再到信仰妈祖文化，这一过程也展现了妈祖文化的巨大魅力。

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明末朝鲜使臣，不仅仅是中朝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他们受到妈祖文化影响的航海经历，他们赞颂妈祖文化的诗文，也为妈祖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