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全览”话长乐

本文转自：福州晚报

夏允彝“江山全览”石刻。

六平山为长乐旧城之后扆，汾阳溪流于其趾，和平古街及古县衙依偎其下。明状元李骐有诗云：“七闽胜概天下闻，六平山水犹绝伦。”六平之于长乐，正如乌石之于省城，文人骚客徜徉其间，化心迹为笔迹，铭刻于石，蔚为壮观。

初识夏允彝，是在六平山下长乐师范附小校园内。那里是旧学宫所在，泮池桥栏下的石梁两边有刻字“明崇祯辛巳仲冬吉旦造，知长乐县事云间夏允彝 ”，字体不大，丹纪斑驳，衬托着上方清嘉庆、道光年间的两段石刻，不露圭角，默默无闻。年少的我思忖着，“云间”为何方，夏允彝为何人？

再识夏允彝，是在众多的史籍里，也在六平山巅的“江山全览”崖刻里。

夏允彝，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翌年夏，任长乐知县。“云间”是他遥远的故乡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长乐是他唯一真正履职过的地方。居官五年，“诸弊悉除，百废俱兴；民戴如父母，钦若神明”。《明史》为他立传，“吏部尚书郑三俊举天下廉能知县七人，以允彝为首”。

他深爱长乐，亲力亲为纂修县志，“一秉至公，遂成信史”。他赞美长乐：“长邑者，南之南也，地迄海止矣。山川之奇止于是，是可以止！”

循夏允彝当年的足迹，由六平山麓拾级而上，古桥横亘，激泉穿漱，林霍绵蒙，巉岩林立，不时会偶遇明兵部侍郎陈省及其子陈所立留下的石刻。一路小憩“初有庵”“如有庵”，攀越“万松岭”，最终抵“小有洞天”处，四里陡峭山路，不觉让人汗涔涔然。“小有洞天”为一天然岩洞，夏允彝《小有天记》曰：“万钧巨石，若倚而下，一石承之。”周边有众多题刻。伏身穿洞而过，瞬间豁然开朗，一石径缘巨崖而上，旋可达北涧寺。崖壁有石刻，一为邑人明刑部侍郎郑世威的“洞天山斗”，另一即为夏允彝的“江山全览”。

“江山全览”是六平山位置最高的摩崖石刻，落款为“缓公”，附有两方印章，其一为“夏允彝印”，余已漫漶。崇祯十四年（1641）夏允彝亲纂的《长乐县志》及乾隆二十八年（1763）重修的《长乐县志》皆载：“夏允彝，字彝仲，号缓公。”与此石刻彼此相映。

令人费解的是，夏允彝之别号，众多文献皆载为“瑗公”，而非“缓公”。如侯玄涵的《吏部夏瑗公传》，陈子龙的《会葬夏瑗公》。侯、夏是亲家，陈、夏曾共创“几社”，皆名重一时。现代学者郭沫若、柳亚子也称夏为“瑗公”。就连夏版《长乐县志》所载亦有抵牾。

查《说文解字》：瑗，大孔璧；缓，繛也。前者象征玉璧般高洁，后者表宽缓之意。或许，二者皆无对错，只是夏公偏爱后者吧。

明末，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两千年前韩非子曾批判的“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他反其道而笃信之。邑人马思理评价他“教化大行，宽进缓求”“简赋缓徭，与民休息”，便是最好的注解。

康熙《福建通志》记载，夏允彝“催科之法尤善”。对守法之众，“劳以羔酒，导以笙鼓，至赐之诗……一年之后，束杖不用，得赐诗者日众”。抚慰茕弱，则待如家人。

他重视文教，“日与诸生校论文艺，远近士子云集其门”。崇祯十三年（1640），重修学宫。翌年，修县志、扩城郭、疏河道，引马江水直通学宫里的泮池。于是便有了泮池桥栏下的那一段石刻。

他断案如神，“善决疑狱”，以至其他县邑未能决的悬案也交予他处理。他蔑视权贵，秉公执法。福建总兵郑芝龙（郑成功父亲）的部下在长乐沿海犯案被绳之以法，郑企图掩盖事实，夏反诘曰：“郑镇长为其冒讬，不惟污朝廷之法网，又亏郑镇之清节。”郑羞愧难当，无可奈何。

六平山在县衙之后，咫尺之遥。直到崇祯十四年春，劳形案牍、日理万机的夏允彝才“得为斯山游客”登六平“小有洞天”。

“小有洞天”之上为少司马陈省别业。明洪武初，进士陈洵仁讲学于此，曰东溪精舍（今北涧寺），状元马铎、李骐，榜眼陈全皆出其门。

“小有洞天”石门处，宋宰相陈合题刻的“第一小有洞天”与陈省的“小有开山主人”相映成趣，近旁崖壁的朱熹题刻“石萝烟月”则娉娉袅袅、不落窠臼。石门洞内，明按察副使韩仲雍的诗刻引人遐想。

万历初，尝修万历《长乐县志》的郑世威与陈省曾于此酌酒听泉，舒啸山林，题“洞天山斗”。

此处别有洞天，荟人文精华，萃江山胜景。

饱览前人遗迹，夏允彝登崖俯瞰，只见马江烟波浩渺、南山塔巍巍耸立，永乐年间驻泊太平港的郑和船队宛在眼前。远处，省城隐隐在望，闽江水萦带如组，两岸重峦叠嶂。山下，街闾安宁，村舍俨然。果是江山如画！遂挥笔题“江山全览”。

可是，一时游目骋怀，怎能解心中隐忧？“志常在天下”，怎能不心系庙堂？北望千里，长城外，八旗兵频频冲击着大明江山；长城内，李自成正裹挟着滚滚烟尘剑指京师。他仿佛听到遥远的锋镝疾响、战马嘶鸣。

读懂夏允彝，是在那方“宋室忠烈”的木匾上。

这方近四百年前的木匾高悬于长乐玉田东渡杨公祠，中书“宋室忠烈”四大字，两旁书“崇祯壬午岁十月吉旦，赐进士第云间夏允彝立”。字体饱满遒劲，虽浅刻，透木而出的忠心却坚若磐石。

杨公即杨梦斗。崇祯《长乐县志》载：“公与信国公（文天祥）力抗胡元，死于扬子江，飞魂还故里。”

崇祯壬午岁即崇祯十五年（1642）。是年十月，会丁母忧，拜谒杨公后，夏允彝便携家眷昼夜兼程赶回“云间”——松江。此去，再未回长乐。乾隆《长乐县志》载，他离任后，百姓“如失怙恃，为立生祠”。

两年后，甲申之变，京师陷落，他“闻信痛哭，誓死报国”，多方奔走，试图兴复。不久，南京再陷，抗清兵败的他自感复国无望，拒绝清军将领的征召，留下《绝命词》，赴水而死。

“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这是他最后的心迹写照，决绝而悲壮。

有时，我竟会想，夏公是否曾想起自沉于扬子江的“忠烈”杨公？是否惦记着长乐那壮丽的山河？

兵败后，有人曾劝夏南逃福建，他回应道：“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

另一雄杰，却不得不提，那便是夏允彝之子、有“神童”之誉的夏完淳。从八岁垂髫孩童到成长为十二岁少年，夏完淳皆追随父亲生活于长乐，他九岁时的诗集《代乳集》即刊行于长乐。“十五从军，十七殉国”，他短暂的生命轨迹却永载青史。其诀别诗《别云间》读来荡气回肠，注定流传千古：“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郭沫若以他为原型创作的历史剧《南冠草》曾鼓舞无数抗日志士。

当年，夏完淳随父游长乐六平山、首石山等诸胜，有诗云：“山川自今古，大道常不磨。”别后经年，又如此感怀：“五年客邸曾游所，别来风景殊今古。”想来，他是看着父亲写下“江山全览”的，他也是爱着长乐的。

江山依旧，石刻不语，古来豪杰书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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