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背弃和刘备的盟约，偷袭荆州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上一篇我们讲到关羽北伐进攻襄樊并不是擅自做主，而是刘备为了进一步打通荆州、益州之间所做的一个阶段性的布局，关羽的军事行动是受到刘备授命和支持的。那么在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即将攻破樊城，拿下襄阳的关键时候，作为盟友的孙权为何却要背弃盟约，派遣吕蒙袭取了关羽的大本营江陵和公安，关羽在大起之后迅速大落，不仅丢失了荆州三郡，连自己也身首异处。孙权虽然全据了荆州，但引发了刘备的极大报复，还有北方的曹操虎视眈眈，孙权冒那么大风险值得吗？

站在后世的角度上，我们知道后来孙权赢了，可当时的孙权和江东承担了多大风险，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知晓。

孙权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一、公元219年汉末关羽北伐襄樊的军事行动引发的一场政治格局的大变化。

到了公元219年的汉末，割据的群雄诸如二袁、吕布、刘表、刘璋、韩遂、马腾等早已灰飞烟灭，曹、刘、孙三家卓然立于汉末的乱局中，有赖于这样一种格局：曹操势力最强，孙刘弱小，孙刘结盟对抗曹操。汉末政治的最后一幕，这一格局竟发生完全的逆转。孙权背盟，与曹操联合，袭占了刘备的荆州。

这一变局的远因，可追溯到孙刘联盟关系在悄然间发生的变化。公元215年，刘备占据益州，孙权索要荆州不得，双方兵戎相见，虽然后来湘水划界重新划分了孙刘两家在荆州的地盘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刘孙双方的矛盾，双方关系已趋恶化。但那次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矛盾，还只是双方为地盘利益而发生争执，以曹操为敌这一政治前提却不曾改变。然而，到公元217年，这一前提也开始发生变化。

二、从湘水划界后，孙权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刘备的联盟关系。

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孙权从公元217年试图与曹操缓和关系。

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脩好，誓重结婚。

曹操于公元216年十月治兵，次年正月，进军至居巢；二月，攻孙权于濡须口。从吕蒙、臧霸等双方将领的传记中所描述的情形看，发生在濡须口的战斗非常激烈。可是，到三月的时候，曹操却引军北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对于孙权请降一事，《魏书·武帝纪》没有记载，但《魏书》臧霸传中却有提及。臧霸传在叙述了濡须口的激战后，顺便提到：“后权乞降，太祖还，留霸与夏侯惇等屯居巢。”这一记述可为佐证，证明孙权确曾在该年春天派徐详向曹操请降。

孙权为什么会在公元217年春试图跟曹操缓和呢？赤壁之战以后，曹操针对孙权的大举用兵共有四次，分别是：建安十四年三月至十二月、建安十七年十月至次年四月、建安十九年七月至十月、建安二十一年十月至次年三月。孙权针对曹操的大举用兵共有两次：建安十九年五月，攻皖城；建安二十年八月，攻合肥。而刘备与曹操之间，除了在巴中的军事冲突外，截至建安二十二年春，曹操不曾针对刘备大举用兵，刘备亦不曾针对曹操大举用兵。

赤壁之战后，刘备主要的作为便是占据益州，而一旦入据益州深险之地，便已避开了曹操的主要压力。

在孙刘联盟间，获得巨大收益的是刘备，承受曹操巨大军事压力的却是孙权。

孙权在刚刚进行一场激战之后即派徐详向曹操请降，虽然得到的反应并不积极，但此事已足以显示出，孙权在重新审视孙、曹、刘三者的关系。

恰好，也是在这一年（公元217年），鲁肃去世了。鲁肃是江东集团内主张维持联盟最有力的人物。公元208年，他主动促成孙刘结盟；公元210年，他力主孙权巩固联盟；甚至在公元215年的那场冲突中，仍试图以谈判解决危机；是后，依然悉心维护联盟关系。鲁肃认为，只要强大的曹操依然存在，就必须维护孙刘联盟。鲁肃去世，遂使脆弱的联盟失去一个重要的维系纽带。

三、鲁肃去世后，主战派吕蒙的上线直接影响了孙权对荆州的决策

吕蒙接任荆州上游的统帅后，开始直接面对孙刘联盟关系。他对江东事业和联盟关系的认识，影响了孙权的决策。《吴书·吕蒙传》载：

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鲁肃认为曹操对江东安全构成威胁，因而主张维持联盟。吕蒙则认为，作为同盟的刘备、关羽非但不是江东安全的保障，还对江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吕蒙认为，关羽“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

在他看来，刘备居长江上游之势，对江东的威胁有甚于曹操。他说“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显见他对刘备、关羽君臣的不信任，来自既往的经验。他担心，在江东将帅凋零之后，刘备、关羽会“东向”以取江东。因此，解决荆州上游的安全，刻不容缓。

为此，他早已设想好了，江东单独占领整个荆州后，由征虏将军孙皎坐镇南郡，作为重心；潘璋扼守白帝城，以拒刘备；吕蒙本人北据襄阳，以拒曹操；蒋钦率万人巡江上下，作为机动兵力。如此配置兵力，旨在保据荆州，屏护江东。

从吕蒙建议放弃取徐州，孙权“尤以此言为当”，到他设想如何保据荆州，孙权“深纳其策”，可知吕蒙已影响了孙权的战略观念，也影响了孙权对江东事业的定位。

不过，要袭关羽而取荆州，并非易事。吕蒙亲身经历了公元215年的那次军事冲突。那年，吕蒙受命从下游率军两万以取三郡，刘备闻讯后，从益州率军五万东下救援。吕蒙尚在围攻零陵，刘备之军已至公安。如果那年双方真的发生军事冲突，江东其实并无胜算。要取荆州，得等待机会，得筹谋划策。所以，吕蒙“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他在等待机会，关羽北攻襄阳，吕蒙认为时机已到。

不过，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太好的机会，因为关羽在江陵、公安仍留有大量的军队，并在沿江设置屯候。显然，关羽对江东保持着相当的戒备。吕蒙打算就此制造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他让孙权以治病为由，公开将他召回建业，而以在当时并不知名的陆逊代他镇守上游，自己却在暗中做好准备。

关羽擒于禁时，陆逊已在陆口任上。他多次致书关羽，“称其功美，深自谦抑，为尽忠自托之意”，以麻痹关羽。关羽果然中计，“意大安，无复所嫌，稍撤兵以赴樊”[插图]。关羽抽调荆州留守之军以赴樊城，一方面固然是江东的麻痹战略起了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关羽为仿佛伸手可及的成功所诱惑。

于禁军没后，关羽急攻樊城，并引沔水围城，曹仁等守城非常艰难，甚至已有人提醒曹仁考虑趁早突围北走。在关羽看来，樊城的攻破只是时间问题，只需要再加一把劲，即可成功。

孙权虽已决策袭取荆州，吕蒙、陆逊的麻痹战略也已奏效，可是，孙权对于西袭荆州的行动却仍然极其慎重。《吴书·全琮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看来，孙权与吕蒙等人的密谋只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连全琮都不曾透露，以免走漏消息，造成灾难性后果。《吴书·吴范传》中提到，“权与吕蒙谋袭关羽，议之近臣，多曰不可”。自鲁肃死后，在江东决策层，以吕蒙为代表的主张抛弃联盟的势力已经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孙权的慎重，心腹近臣们的“多曰不可”，只能说是他们对于能否成功仍有顾虑，而不是在该不该袭荆州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关羽将留守的兵力陆续抽调至前线后，袭取公安、江陵，已经较有胜算。可是，在袭取公安、江陵之后，孙权势必得面对从襄阳回师的关羽之军，以及随后便会从益州东下的刘备大军。双方将有一次大的摊牌，更激烈的军事冲突以及持续的敌对状态势必难免。而曹操在淮南屯有超过十万的庞大兵力。如果孙权不预先考虑好如何应付这种局面，那么，他袭荆州之举换来的就可能不是江东的安全，而是不可测的奇祸。

关羽北伐襄樊，让孙权看到了夺回荆州的时机，湘水划界后孙刘联盟关系已然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刘备夺取益州后实力比起东吴已不遑多让了，再坐视其进一步发展，孙权不要去想建立鲁肃规划的帝业，就是保住江东也难说。随着孙刘联盟的纽带者鲁肃去世和主战派吕蒙的上线，孙权就重新审视联盟的关系，背盟夺取荆州是江东寻求自保的必要军事行动。

由于篇幅有限，下一篇继续写孙权想要成功袭取荆州，是如何与夙敌曹操密谋，如何

双面夹击关羽，以及曹孙双方如何在此中博弈从而在当中获取利益最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