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老师的话犹在耳边

本文转自：太原晚报 丁老师的语文课堂

皎 君

我的高中是在太原六中（现进山中学）度过的。

高二时我选择读文科，教我们语文的是丁宏宗老师，他的语文课可谓别开生面。

第一节课，丁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学习语文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纷纷举手发言，有的说当作家，有的说提高理解能力，还有的说识文断字，大家兴致勃勃地畅所欲言。丁老师说：你们说得都有道理，我认为学习语文是为了说话。今后课堂上会让大家多说多练；而且，突破课堂规则，发言不需要举手，我也不会点名，你们可以随时提问。接下来学第一课……丁老师先介绍作者生平、文章写作背景，然后说：请同学读一下课文。“刷”的一声，好多人举起手来。丁老师笑了，说：不用举手，想念的同学站起来念就行。可是，教室里如波平水静，同学们纹丝不动。终于，下课铃响了。

就这样，语文课上老师讲时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轮到同学发言还是一律默不作声。每到上课，我就信誓旦旦地下决心：这节课一定要站起来，可临到跟前，腿就是做不了心的主，勇气总是被习惯压倒。眼看语文课就这么荒废，但丁老师依然坚定地执行！

为了启发我们，丁老师讲课时往往会设问，就有同学顺口接对，老师就鼓励说：知道的同学站起来说嘛。那个接话的男孩就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立刻引来一阵笑声，他一时之间也忘了自己要说什么，就不好意思地又坐下去了。丁老师不失时机地表扬：虽然站起来就不说了（此时，老师笑了，同学们也笑了），但总是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家为他鼓掌。于是，教室里响起一阵掌声伴着笑声，总算有人开了头。趁热打铁，下课时老师留了个问题让同学思考。课间大家激烈地讨论起来，老师看到了，说：看说得多好，一会儿在课堂上就这么说。同学这才发现老师就在旁边，反倒腼腆起来。

上课了，丁老师把题目写在黑板上，请大家发表看法。突然，刚才课下讨论的同学站出来了，是个女同学，她语速很快，脸微微涨红，老师向她投去了赞许的目光，这一次，同学们没有笑，而是静静地听。我也有自己的观点想表达，我的心在剧烈地翻腾，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澎湃着，汹涌之势一浪高过一浪，站！站！站！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我手一握拳，“腾”就站起来了，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但那一刻，我如释重负。课堂局面终于打开了，对这尽情尽兴的语文课，我们有了更多的憧憬。

校园里最具情致的莫若紫来园了。春天的早晨，同学告诉我：园子里的梨花开了。中午，我特意去看梨花。

紫来园不大，但很美。园中有丰茂的树林、丛生的灌木、整齐的菜畦，散淡而恬静。正对着门的有一座假山，山石嶙峋，蔓草丛生，垂柳环绕；山顶筑一小亭，红柱飞檐，凌空独立。我站在亭中，一树一树的梨花安然而圣洁，空气中花香揉进了阳光的和煦，于是就靠着廊栏闭目假寐，渐入梦境：班里的同学夹着书来到了紫来园，围聚在亭下的山石上坐定，丁老师亦安坐其中。他说：今天学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来读课文，就按从低到高的座次，一人读一句。于是，耳边想起“越明年——予观夫巴陵胜状——先天下之忧而忧……”轮到我了，该接“微斯人，吾谁与归？”可我却哽住了，情急之下，猛然惊醒，眼前并无一人，只有白色的梨花在阳光下静静地开放……

到田野里上人生课

侯荣臻

不久前读了一篇文章，叫《田野里的人生课》，洋溢着师生真挚朴素情感的字里行间，闪耀着学生对老师纯真的情、真挚的爱，强烈地撞击着我记忆的大门，使我热血涌动，热泪盈眶，不禁想起上世纪70年代初，我的小学老师张晓雯带着我们宣传队的同学们，到当时的太原市北城区大窑头生产大队，去慰问在大田里学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

我们乘坐带帆布篷子的大卡车，在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驶颠簸近两个小时，晌午时分到达村里大队部院子，顾不上一路风尘，马上投入练声、背台词、唱歌和舞蹈等排练。我和一个同学晕车严重。一位慈祥的大婶给我们端来了酸菜汤，凉爽、酸咸的汤汁下肚，很快就好了起来，又吃了老师拿的一块馍片，喝了些热水，带着难受又兴奋的感觉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中。

我们在麦场上演出，在田间地头演出，在村里的小广场上演出。特别是在麦场上的那次演出，让我记忆深刻。演出高潮迭起，掌声、叫好声不断，伴着田野里吹来的麦香和土地散发的芬芳，还有麦子被风吹过时发出的有节律的沙沙声，演员们个个劲头十足、精神抖擞。当大家正在兴头上的时候，麦场上的电源突然中断，麦克风没有了声音，正在演出的两个同学顿时慌了，左右张望着老师和场下的同学，老师摸了摸他俩的脑袋，说了几句什么，他们随之高兴起来。虽然一直没再来电，但我们仍然全身心投入演出。

还有一件每每想起就让我心潮翻滚的事，是我们初中时到阳曲县侯村和青龙镇学农时有趣难忘的情形。

在那广袤无垠的庄稼地里，村民手把手教我们怎么使用铁锹、怎么犁地、怎么拉小平车，还教我们怎样使用镰刀、箩筐等农具，学习怎样收割、打场、脱粒、晾晒和收纳等农活儿。每天和农民伯伯们摸爬滚打在土地上、田地间、河滩里、树林中，小脸蛋被太阳晒得生疼，脚丫子被扎破也不管不顾，只是挥汗如雨手不停歇，生怕劳动成绩落后。一天下来着实很累，但那高兴劲、新鲜感、有趣事，让快乐回味无穷。

“孩子们，喝口水吧！”村里大婶把凉白开送到田间地头，大家你一碗我一碗舀着水喝起来。吃的是水煮烩菜和焖米饭，睡到半夜肚子就叽里咕噜响个不停。

那个时候，学校每个学期都有三个月进行学工、学农和学军。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课堂，搬到了农村，搬到了工厂车间，搬到了军营。

学农是新奇快乐的，也是终身难忘的，不仅让我们学会了一些在学校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劳动技能，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艰苦朴素、劳动光荣的质朴品质和精神，班主任翟老师简洁朴实的语言犹在：“不到田野里劳动，你们既不知道祖国的辽阔，更不知道农民伯伯劳动的艰辛。所以，爱惜每一粒粮食，就从我们做起，从现在做起。”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那激越的曲调、嘹亮的歌声在广阔的田野中飘荡，飘过那黄澄澄的麦田，飘过那红灿灿的高粱地，飘到了万里晴空……

杨老师、栽绒帽子和羊杂拉

杨立明

寒风呼啸，窗上的麻纸“呼啦啦”拼命抵抗着，教室里有不停跺脚的，有哈气搓手的，有揉耳朵的，有擤鼻涕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杨老师不得不把嗓门提高：“所以——啊——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只有好好学习——啊，长大了才能像我一样挣工资，才能戴有脸的栽绒帽子！——啊，才能到县里桥口——美美地——吃他一碗羊杂拉！——啊，啧啧！要是再泡上一根刚出锅的稀溜溜软的麻花，或者就上半个脆香的‘翟店饼子’，那就更美气了！”

杨老师大名杨怀侠，是当年我们的小学校长，也是当时唯一的公办教员，矮胖身材，面色红润，待人温和，从不打骂学生，就是早操后喜欢训话，记得也曾表扬过我两次。一次是说我从小有志向，将来要读高中、考大学。那时的我傻兮兮的，哪知道什么高中、大学？准是父亲的主意。一次是我被评为地区“三好学生”，他高举奖状极其夸张地说：“大家看看！看人家这奖状多排场！带红绒绒的！还有两杆带擦儿的铅笔和一个软皮日记本！多美！”说得我满脸通红，心里却像灌了蜜。

外面的风依然呜呜地吼着，教室里静了下来。同学们虽没吃过羊杂拉，但眼神和思绪早飘到了县城，飘到了桥口……

“栽绒帽子”大家都不稀奇，杨老师就戴着呢，跟课本里雷锋叔叔的一个样。上课时他将那厚厚的帽脸儿挽起，下课回家时又把帽脸儿翻下来，从不冻耳朵。父亲也有一个军绿色的栽绒帽子，棕黄色的栽绒里子少说也有半寸厚，看着都觉得暖和。杨老师说得没错，“栽绒帽子”似乎只有在外“干事”的人才戴。要不，连爷爷那样威严的人出门也只裹着个围巾？不过，想到全家的开销几乎全靠父亲，想到在寒风刺骨的冬天，父亲穿着那件蓝色大氅，戴着那顶栽绒帽子，坐人家拉炭的顺车从一二百里外的乡宁山里一路颠簸回稷山家里，也真不容易，没啥好嫉妒的。

至于“羊杂拉”，当时的我们见都没见过，直到后来到县里上了高中，我才知道杨老师所说的桥口在哪里，羊杂拉长啥样儿！

桥口那口熬羊杂的大铁锅支在岔路口，里面总熬着一副羊骨架。满锅浓浓的羊汤吹着汩汩的气泡，推挤着炖得肥嫩松软的羊脸、羊肠和粉条，下面的兰炭炉子蹿腾着红红的火苗，直将锅上的热气吹得四处飘，两旁还有卖饼子、卖麻花的，让人垂涎欲滴。

好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杨老师那闪着油光的脑门儿和红通通的脸，就想到那暖和的栽绒帽子和桥口的羊杂拉，正是它们给了童年的我无限向往，也在无形中成为自己学习的动力。

那年，我读初三，杨老师还不到退休年龄。我记得从供销社买了东西从村“十字”往东街走，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蜷曲在胸前，拖着脚从南街口往“十字”走。我扭头看到他时，他正好驻足抬头：脑门依然发亮，面色依然通红，可眼神已不似从前明亮。我没敢近前，只匆匆一瞥便低头回了家。

两年后，父亲说杨老师没了，是脑溢血复发。我不知道最后看到杨老师时他是否也看到了我。若是真看到了，心里会不会责怪我没有同他讲话？

40年了，我虽然“干了事”也“挣了钱”，但终究没给自己买过一顶“栽绒帽子”，也没能到桥口静心享受那碗泡了麻花或饼子的喷香的羊杂拉，只是在独坐静思时，会常常想起杨老师说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