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牡丹亭》跟阳明心学一样

引言：明朝中期出现的泰州学派是我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学派，相较西方启蒙哲学，泰州学派并不以纯粹理性为基础，而是以真性真情作为基础。与之相为呼应的是，在明清之际，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股弘扬真情的“情感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情感主义”文学其实并未完全抹杀理性。《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情生情死，但她在重生后却说“鬼可虚情，人须实礼”，此后《牡丹亭》的叙事亦偏重于杜宝平叛建功。

泰州学派作为阳明后学，在王阳明肯定情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情欲的地位，这造成了理性和情欲的巨大失衡。为了遏制泰州学派的激进主张，同为阳明后学的黄宗羲提出了“情理相即”的折中方案。

事实上，在王阳明本人那里，心学虽是程朱理学的反动者，但他反的并不是“存天理”，而是“灭人欲”。也就是说，王阳明试图将程朱理学中对立的情与理相融合。在《牡丹亭》中，汤显祖亦做了这种尝试。下文笔者即从情和理的角度出发，探讨阳明心学对《牡丹亭》叙事的影响。

一、阳明心学“情”之主体对《牡丹亭》叙事的影响

《朱熹章句·序》云：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王阳明则反问道：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朱熹所说的“道心”属本体论范畴，王阳明的反问虽不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样明确人之主体，但无疑已经来到了主体论的大门之外。泰州学派的王艮在王阳明的基础上确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其云：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在《牡丹亭·作者题词》中，汤显祖亦将“人欲”提到了首位：

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

杜丽娘情生情死，可谓极尽阐释了“人欲”二字。有意思的是，汤显祖写杜丽娘情之所起时，用的其实是心学中“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方法。在第七出《闺塾》中，先生陈最良依《毛诗序》讲解《诗经》，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解释为后妃之德。但杜丽娘却因之想到：关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

于是在看到后花园的满园春色之时，杜丽娘不由自怜式地感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此姹紫嫣红之春色，正如锁在闺中的杜丽娘一般，鲜花白白凋谢，杜丽娘的青春时光亦白白流逝。杜丽娘之情其实并非不知所起，第十出《惊梦》中其实对丽娘之情作出了揭示：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

因此当杜丽娘在梦中被柳梦梅行那污秽之事后，她并不感到愤怒或羞耻，因而又有了《寻梦》一出。对于柳梦梅入杜丽娘之梦，后花园之花神如此解释道：杜知府小姐丽娘，与柳梦梅秀才，后日有姻缘之分；杜小姐游春感伤，致使柳秀才如梦。花神这位旁观者的说辞，无疑表明了杜丽娘此情此行的合理性。

寻梦不成之后，杜丽娘亦未掩饰自己的梦中之情。当侍女春香谈及“只少个姐夫在身旁”之时，杜丽娘毫不遮掩地答道：春香，咱不瞒你，花园游玩之时，咱也有个人儿。将之与元杂剧《西厢记》中崔莺莺的犹豫、迟疑相比，不难发现“情”在杜丽娘身上已得到了主体性的确认。

正是因为杜丽娘自发地确定了“情”之主体性地位，所以她可以别无牵挂地为情而亡，而《牡丹亭》亦不需要向《西厢记》那样靠侍女推动情节发展。当丽娘以鬼魂之身重回后花园（此时改成梅花庵）遇见柳梦梅之后，她自称西邻之女，主动接近柳梦梅，并自荐枕席。当然，杜丽娘是因为看到柳梦梅对着自己的画像拜求才与之亲近，因此并不会显得轻浮。

二、阳明心学理性观念对《牡丹亭》叙事的影响

杜丽娘因情而死，此情之真切虽极为动人，但无疑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父母之情、母女之情亦是真情，丽娘何以弃之不顾？注重表达自己情感，但却容易忽视自我之外的因素，这其实正是泰州学派的一大缺陷。因此黄宗羲批评道：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为了修正泰州学派因激进导致的偏狂，黄宗羲等大儒提出了“情理相即”的折中方案。

事实上，在王阳明那里，理性的地位其实也从未被颠覆。相反，阳明心学的核心“致良知”中其实就包含着理性成分。“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这句话虽然凸显了心的地位，但是并未消解理的地位。这跟王阳明的个人经历与救世情怀有关，在平定宁王叛乱之后，王阳明曾发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感慨。

程朱理学已经无法修正当时走入歧途的社会，因此他将目光放到了陆九渊那里，并且把孟子的“良知”发展成为了“致良知”。但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所做的一切，并不是想要颠覆“理”，而是想借“理”扫除社会的不良风气。

汤显祖亦是一位有救世情怀的文人，他曾这样说明戏曲的功用：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因此，《牡丹亭》虽重情，但却并且弃理于不顾，杜丽娘因情而死，但她的复生却已然带有理性的因素。作为鬼魂的杜丽娘之所以能复生，一是因为梦中之合不算不贞，二是丽娘与柳梦梅有命定姻缘，三是丽娘阳寿未尽，这三条都是理性因素。

复生之后的杜丽娘对待情感的态度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她开始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劝说柳梦梅，并对虚情和实礼做了一番解释：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也就是说，此时杜丽娘开始关心伦理问题。由此不难看出，汤显祖虽歌颂真情，但亦提防滥情纵欲败坏伦常。而在此后，《杜丹亭》的叙事亦是转向了重理。

杜丽娘之父杜宝带兵平叛，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之纲常伦理。《折寇》一出中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杜宝的理性，叛将李全的夫人故意放陈最良离开，意图用杜家老小惨死的消息瓦解杜宝的守城之心；杜宝虽然受骗了，但他并未陷入悲伤中不能自拔，反而被燃起了斗志。在得知李全与其夫人连坐帐中之时，杜宝马上心生一计，笑道：这等，吾解此围必矣

若出于情的角度，杜宝此举简直不近人情，因为他化悲愤为力量的速度着实太快了些。但出于理的角度，战场时机瞬息万变，决策者正是需要这种冷静、理性的头脑。在理性的主导下，杜宝最终招降了敌军，不仅使自己官升宰相，更使百姓和将士免遭战争之苦。

杜丽娘在复生之后的行为亦是多服从于此理而非情：其一为前文已经谈及的“人须实礼”；其二为催促柳梦梅赶紧应试，因此而体现的“喜的一宵恩爱，被功名二字惊开”；其三为令柳梦梅去寻杜宝，这无疑是想令柳梦梅得到杜宝的认可；其四为在金銮殿上与父亲对峙，对于这一情节，很多人都只注重杜丽娘为情而抗争的一面，亦忽视了此举其实是为了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使此情真正合理。

结语：

杜宝进阶一品，甄氏封淮阴郡夫人，柳梦梅除翰林院学士，杜丽娘封阳和县县君，汤显祖最终给了我们一个大团圆结局。这不仅意味“情”的胜利，还意味着“理”的胜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以时代局限性评价这个结局，因为其中还包含着深深的救世情怀，正如王阳明并不反叛程朱之“天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