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创立军功爵制，令其发展壮大的却是秦国

从爵至秦军功爵制历经了漫长的产生、发展及演变过程，具体而言，历经滥殇期、萌芽期、形成期及确立期四个阶段，发生三次转化。

滥殇期始自陶器出现，最初，爵为各种不同型制酒器的统称。由于在祭祀、外交等重大礼仪场合中作为“行爵”的器具，久而久之，成为定制，至殷商，酒器已向礼器转化。

殷周之际为萌芽期，发生礼制向爵制转化，实质是从仪式之礼向身份之礼转化，由外服形成五爵制，内服形成向世卿世禄制。形成期，世爵制向军功爵制转化，目的在改变血缘世袭，而崇尚军功进爵。

最初出现在西周，齐太公改革，为军功爵制雏形。至春秋，齐桓公为“一匡天下”，起用管仲改革，率先在齐国实行军功爵制。其后，三晋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均推行军功爵制。至战国，军功爵制为各国变法所采用。

秦至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对齐、楚、三晋军功爵制兼容并取，加以变革，形成“二十等军功爵制”，终至得以一统六国，建立秦朝。而秦二十等军功爵制的最终确立，则迟至秦王朝的建立。此二十等军功爵制比商鞅的更加系统化，故成为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齐国军功爵制的兴起

齐国乃是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给吕太公的封国，吕太公作为周武王分封功臣之首封，这不仅是对吕太公地位的认可，同时也是肯定了太公辅佐周武王伐纣大业建立西周王朝的贡献。

吕太公先后辅助周文王、周武王，最终帮助武王灭商建立了西周王朝，因军功被周武王“首封”到齐，居营丘。周武王建立西周王朝之初，太公被首封于营丘，建立齐国，东方依然存在支持殷商的势力，太公一开始也并未足够认识到新政权齐国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莱侯趁太公立足未稳，就来攻伐太公封地营丘，适逢西周王朝刚以武力的方式取代了殷商而得到天下，此时周天子难以给予太公以军事支援。

太公面对如此严峻局势之际，在齐国实行“尊贤善功”的政策，广泛招揽各种人才。此政策实施之后收到了“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的效果，齐国公爵制由此奠定基础。

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周王室朝局逐渐稳定，能够有精力给予齐国以援助，便授予太公专政大权。征伐大权乃是周王室赐予齐国代行周天子征伐不听从周王室号令诸侯国的特权，是一种重大的使命，也是周王室给齐国赐予的至高无上的荣誉。

五侯九伯之势力范围为殷之本土和殷东之地，五侯乃指的是殷东之五侯，亦即薄姑加徐、奄、熊、盈；九伯所引用的为《逸周书》所说的淮夷九国。

周王室赐予的征伐大权，也是为日后齐国开疆拓地提供了合法依据。太公作为齐国开国的诸侯王，也是西周初年数一数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深知一个方国可以通过战争的形式夺取天下，但是不能用武力治理天下。

太公为齐国留下了“尊贤尚功”的治国政策，招徕了贤才，同时也获得周天子“征伐大权”，这为齐国强盛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军事基础，这也是早起军功爵制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和宗法制难以维系诸侯国的政治发展的需要，一些诸侯国便在封国内开始推行军功爵制。军功爵制是以军功大小而赐予不同级别的爵位和物质奖赏。

军功爵制打破了过去“亲亲尊尊”的原则，打破了血爵制中以血缘关系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转而以军功的大小作为理论依据对立功者进行论功行赏，有利于加强君主集权。

齐国在立国之初，太公就推行“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太公在立国之初就为齐国奠定了适合齐国发展的政治制度的基调。齐桓公时期，管仲提出了相地衰征的农业政策，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经过齐国一系列的改革，齐国社会商业经济发展迅速，“金”成为了此时齐国的流通货币，作为齐国国民财富的象征，所以齐国统治者所实行军功爵制的赏赐形式便以赏金钱为主。

齐国的军事改革中注重个人武技，当在搏斗技巧中杀死敌人获得其首级，则可以换取一定黄金的赏赐。此举曾对齐国士兵起到了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积极作用，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得“技击”之士成为当时有名的战卒。

商鞅学习了齐国搏斗技巧中杀死敌人获得其首级换取黄金的军功爵制，但是商鞅变法对军功爵制有所改变，结合了秦国尚武的精神，制定出一套适合秦国国情发展需要的一套系统的、等级鲜明的军功爵制。秦国士兵在战争中通过杀敌取其首级，以此方式而立军功，不仅仅可以获得爵位，还可以赐予土地和房屋。

秦国的军功爵制在学习了齐国军功爵制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两国的军功爵制都是以立军功的方式获得奖赏，所不同的是齐国的军功爵制靠着个人的武技，所得到的更多的是金钱财富；秦国通过在战场上厮杀所取得其敌人的首级，不仅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还可以获得相应的物质赏赐。

商鞅军功爵制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励秦武士杀敌立功，士兵通过建立军功获得相应的官爵利禄。商鞅军功爵制改革使得秦国民明白在秦国通过耕战的方式也可以改变命运，可以获得官爵利禄、荣华富贵，商鞅此举无疑是提高了秦国士兵的战斗力，也激发了秦民开垦土地的积极性。

齐国对于有功之臣就会赐爵和封地的奖赏政策，此政策不仅仅成为朝廷的政治制度实施，而且还获得了齐国国民普遍的认可，甚至此政策可以解决“官少而索众”的矛盾。

齐国统治者推行“因能而受禄，錄功而與官”的政策，说明了齐国功爵制的发展相较其他诸侯国而言比较成熟，功爵制的实行也促成了有才能的人加入到决策之中。

战国中期，秦国为适应变法的趋势，商鞅在秦国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商鞅变法之后秦魏一战，秦国战胜了实力强大的魏国，迫使魏国割地求和，同时也宣告商鞅变法初步取得了胜利。商鞅因变成有功，秦孝公按功授爵，对商鞅赐爵封邑。

秦国实行军功爵制吸引来了不少为秦出谋划策的山东士子，秦惠文王时期张仪主张“连横”政策，提出了“事一强以攻众弱”的策略，并且奔波山东六国实施其连横策略，秦国以连横政策得以不断蚕食周边地盘，以达到增强秦国综合国力的目的，最终张仪因其功被秦王封为武信君。

秦昭襄王时期范睢根据战国中后期的局势为秦国谋划出“远交近攻”之策，秦昭襄王时期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山东六国综合实力都被秦国所削弱，以致无力与秦国对抗，这也为秦统一六国准备了充足的条件，最终范睢之功被赐予应侯之爵位。

在秦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外来士子为秦国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对其赐爵封邑以示封赏。军功爵制在齐国最先诞生，但是却在秦国发展壮大，最终使得秦国能够走上大一统的道路，完成其历史的使命。

魏国李悝变法与军功爵制

战国初期，随着战国七雄之崛起，周天子威信日渐衰微，中原大地出现了“下无方伯，上无天子”的奇特局面，此种局面来源于分封制和宗法制暴露出的弊端，血缘关系逐渐疏远，一些诸侯国的实力远超周天子的实力，导致春秋以来政权逐步下移，同时也深受各诸侯国兼并战争的影响。

为适应一系列的兼并战争使得诸侯王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实现宏图霸业，必须要提升本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能力。诸侯国若想本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就必须实行变法，改革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政策。韩非强调需要变法图强才能成就霸王之业。

晋国改变了过去世卿世禄制，以杀敌的人数给予赏罚，晋国统治者便根据军士战场上杀敌人数多少进行奖赏，这是晋国军功爵制的先驱。

但随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致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革，周王室的势力控制范围越来越小，兼并战争不断引发社会动荡不安，以至于爆发了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因此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有效统治，同时也加速了奴隶制走向灭亡的道路。

春秋时期在社会急剧动荡的背景之下诸侯国也逐步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转变。特别是公元前403年，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晋国被大夫魏、赵、韩三家所瓜分殆尽，最终周天子无奈承认了魏、赵、韩三家的合法地位，揭开了战国时期新兴地主成功夺取奴隶主贵族政权而建立起新的封建国家的序幕。

魏国作为新兴政权的国家，原为晋国的卿大夫，魏大夫最终篡权成功。魏国虽已立国，但是国内依旧保留着许多旧贵族、旧势力，甚至沿用了许多晋国的旧制度。

魏文侯执政想改变此种局面，也为了防止贵族大夫篡权，影响自己的统治。魏文侯实行因功授爵，根据才能进行赏赐的措施推行能够根本上扭转旧制度的弊端。此种赏赐政策的实行吸引来了不少有才之士。

结语

国家统治者对有功之人以相应的爵级。商鞅变法将军功爵制系统地分为二十级，战场上杀敌获其首级，就可以获赐爵一级，并且会有相应田地的封赏，以及住宅地。

商鞅变法中以爵位和田宅赏赐军功，显然很明显地学习了吴起在河西之地所军功爵制的运用。因此可见商鞅在秦国变法是在山东六国军功爵制的基础之上，特别是魏国李悝变法的内容运用到秦国的制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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