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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69年到1085年的十六年间,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倡导变法,革除积习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可惜这次变法前后跌宕起伏,致便朝臣长期相互倾轧,以失败告终。这次变法的失败原因很多,如变法本身存在弊端,被贪官污吏利用,用人不当;失去民心;普通知识分子敌视;北宋的精英分子反对;损害了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反对;在变法期间遇到两次极为严重自然灾害等等。除此之外,王安石性格上的缺陷,也是这次变法失败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王安石是个天才,天才都有个共同的特点:自负。放在王安石这里还得加个“更”字。前人对经典古籍的注解,王安石没一个瞧得上的,所以干脆自己写了一本这本叫《三经新义》的疏解,写的都是王安石自己对古籍思想和政治观念的理解。在王安石当权时期,这本书取代了过去的名家疏解,成为科举考试的首选。只要想考中,就必须看《三经新义》如果考生的意见与王安石的意见不一致,就一定考不中。
把自己的个人观点作为考试的专用教材,并与考试的前途挂钩,这种做法让很多读书人很反感。可王安石却认为自己的观点绝对是经典,别人不理解也没关系。看看他写的诗:“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这说得多明白,他王安石就是万绿丛中的那一点红,就是独自开的那枝寒梅,孤芳自赏的心境溢于言表。
到了宋神宗掌权的时候,对王大才子仰慕已久的年轻皇帝,指望任用王安石去富国强兵,而王安石就如同一把寒光闪闪利剑,一出鞘就咄咄逼人。在宋神宗第一次召见他时,面对皇帝对治国之道的询问,王安石侃侃而谈,连唐太宗都没放在眼里。贞观之治算什么,他的目标是实现传说中的“尧舜之治”。而他自己已经不是向诸葛亮魏征看齐了,而是以传说中可以为帝王师的皋、稷等圣人式的贤相自居了。
王安石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固然不足畏,但也应顺天行事吧?祖宗即使不足法,也应取其精华吧?人言不足恤,总也得区分何人言,言何事吧?这种绝对化的、狂妄的思维必定造成其过于主观狭隘、不懂宽容。
对于自己的变法措施,王安石极度自信,别说反对意见,哪怕别人提的合理化建议,都被王安石视为保守派的迂腐,一概不予采纳。不采纳也就罢了,王安石还施以无情打击。在新法开始的一个月内,王安石就罢免了十四个御史,把与他意见不一致的人排挤出权力中心。这当中有人原来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这些人都是当时的俊杰,朝廷的重臣。特别是和王安石交情挺不错的司马光,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驳一条,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分道扬镳,终身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为止。
王安石的这种做法让他失去了所有能帮他的人。有一个故友见他孤立,劝他说:“成大事者需要人助,你再正确,如果无人相扶也会失败的。反对你人再多,你能一一惩罚吗?这样做也失去人心,不如宽恕他们,感化他们。”
王安石坚定地说:“实行新法,很多人都在骂我,好在皇上站在我的一边,他们骂也无用,这些人顽固自私,和他们交好只会影响我的清誉,使变法夭折,这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极力打击政敌,许多和他交好的朋友都和他疏远了,王安石不以为然,反而安慰自己说:“成大事的人都是孤独的,这并不是我的损失啊。”王石不仅不能容忍有异议的朝中大臣,竟然还和小卫兵较真,其心胸之窄让人吃惊。
一天,王安石跟随神宗骑马进宣德门,卫兵拦住了他,鞭打了他的马。王安石又气又怒,请求神宗严办卫兵。有人劝王安石道:“大人身为宰相,不该和一个卫兵如此动气,此事传扬出去,人们会说宰相气量不足,有损大人声望。”王安石发怒地说:“对宰相不敬,便是大罪,我宁肯不要声望,也要惩戒卫兵。不是我有心要治卫兵的罪,而是他太无礼了。”
神宗迫于王安石的一再请求,只好把卫兵杖责。御史蔡确当众指责王安石过于霸道,他激愤道:“卫兵把守宫门,是在尽职尽责,宰相没有在该下马的地方当下马,违反了宫中规定,难道不该禁止吗?宰相连一个卫兵都施以威权,就不怕人们指责吗?”王安石无法对答,只是冷笑。
由于王安石性格偏执、心胸狭窄、独断专行,不善团结各方面力量,不但陷自己与不利的境地,也累及神宗皇帝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来完成熙宁变法的大业,渐渐地王安石失去了神宗的信任,反对他的人天天告状不止,王安石用尽方法也阻挡不住。后来神宗罢免他的宰相之职,王安石死后,钦宗又削夺了他的封号。
王安石死后不久,他就被写入宋代的短篇小说,被贬义的称为“拗相公”。可见他的固执是出了名的。
王安石无疑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但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欲改变社会,必先改变自己。一个性格执拗、心胸狭窄的人,是无法引领社会进步的。一个不能从善如流、团结别人的人也是难以做成大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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