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在往届的全国“两会”中，我们总能听到人大代表提出的各种建议。这不，今天又有消息传出，人大代表朱征夫再次提出两项建言：一是取消寻衅滋事罪；二是消灭轻罪前科制度。

朱征夫是谁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毕竟这两项建言他在2008年至2022年间曾多次提出。既然他锲而不舍地建言，我们也来讨论一下：是否真的有必要“取消寻衅滋事罪”和“消灭轻罪前科”？

一

先说取消寻衅滋事罪的建言。

朱征夫认为，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流氓罪中分解出的罪名。在实践中，该罪名逐渐沦为类似于流氓罪的新“口袋罪”。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等法条存在悖论，是多余的罪名，其模糊性还可能会让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极易被执法者滥用。

如果仅从朱征夫的言论去做判断，感觉寻衅滋事罪的存在确实多此一举。

比如执法机关经常能碰上的侮辱、威胁、故意伤害他人、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均有规定，何必再弄出个寻衅滋事罪？

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朱征夫这番话是站在律师的角度，属于法学理论。

在司法实践中不能这样理解，我就拿去年发生的“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案”举例。

当事人吴啊萍以“对侵华日军产生了心理阴影，长期被噩梦萦绕”为由，在南京玄奘寺公然供奉了数位日本侵华日军的战犯。

如果按照朱征夫的观点，虽然这种挑战民族底线的恶劣行为，也只不过是无事生非、扰乱公共秩序而已，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吴啊萍或许只需接受15天以下的行政拘留。

这样的处罚显然太轻了，民众很难接受。

而寻衅滋事罪的存在，就能够很好的衡量吴啊萍的罪行，最终警方也是以“吴啊萍涉嫌犯寻衅滋事罪”将其依法刑事拘留。

所以，寻衅滋事罪的存在并非没有意义，如果因为取消寻衅滋事罪导致违法人员逃脱制裁，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另外说到口袋罪，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应该更加名副其实吧？

二

再听听“消灭轻罪前科制度”的建言。

朱征夫认为，现行的前科制度侵害公民的劳动权、平等权。原因有二，其一，前科人员就业时存在诸多限制，导致就业困难；其二，每年全国有30多万人因醉驾被判刑，意味着有30多万个家庭受到牵连，严重违反了公民平等权。

因此，朱征夫建议，对三年以下、五年以下过失犯罪、并有改过自新表现的人员，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内未实施新犯罪的，注销其犯罪记录，使之更好回归社会。

乍听之下，“消灭轻罪前科制度”的建言让前科人员及其家人享受到了公民应有的权益，毕竟还有句话叫“祸不及妻儿”，仅从这一理念去进行判断的话，可以取消。

但话说回来，一个人在违法犯罪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一个人在醉驾前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给亲属造成没必要的后果，也知道孩子以后无法通关政审，那他为什么还要犯罪？还要酒驾？

前科人员都不为其家人考虑，法律作为人性最后的约束，有法可依，有何不妥？

就拿酒驾来说，自2011年酒驾入刑以来，每年酒驾的人依然不计其数，仅去年春节前三天，全国就查获了酒驾醉驾1万余起，这还只是查获的，还有没查获的。

试想一下，在酒驾已经“入刑”的情况下，还有大量驾驶员以身试法、以身犯险，这恰恰说明了酒驾的惩罚力度仍然不够。

另外，酒驾入刑从来都不是以“惩罚”为最终目的，酒驾入刑是为了警示民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前科制度也是如此，它的存在也是为了警示那些有犯罪想法的人，提醒他们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家人想想。

可怜前科人员就业难，同情其家人受牵连，这无可厚非。但更应该去心疼那些安守本分的路人，还有那些为人民群众保驾护航却因公牺牲的警察。

最后也问问各位，关于人大代表“取消寻衅滋事罪”和“消灭轻罪前科制度”的建议，你有何高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来源：一帆SPACE、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