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宗“百日维新”初见成效，为何因此革了自己命

贞元二十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等了25年的太子李诵，终于登基。

唐顺宗的登基，使东宫集团由幕后走向前台，揭开了革新政治的序幕。

东宫集团成为朝廷中的主流派。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内，他们在顺宗支持下，对贞元后期的各种弊政进行了改革，使政治面貌为之一新。

1、东宫集团的掌权

顺宗在即位后一个多月内，连续采取了这些革新政治的措施，缓和了德宗后期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减轻了农民在赋役上的沉重负担。

但是，由于顺宗在即位前半年中风，所以从他继位时起，所有的诏令和革新政治的具体措施，实际上都由原东宫集团的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负责讨论及起草，经顺宗同意后，颁布施行。

这样，到顺宗即位后两个月左右，已经形成了由原东宫集团掌握朝政的局面：

王伾可以直接出入皇宫内顺宗所居的柿林院，会见顺宗的亲信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向他们转达王叔文与刘禹锡、柳宗元、韩泰、凌准等人商议的朝政处理意见。李、牛二人向顺宗禀报，得到同意后，再以诏令的形式向中书门下传达，由宰相韦执谊负责施行。

在外朝，则由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陈谏等收集信息和了解情况。

为什么在东宫集团中，顺宗要把王叔文、王伾和凌准三人都任命为翰林学士呢？

这是因为唐代中后期的翰林学士，是参预国家重大决策，起草皇帝机要诏令的关键职务。

2、永贞革新为何失败？

但是，随着顺宗和原东宫集团的掌权，以及革新政治措施的陆续实行，他们的弱点也开始暴露出来，成为残酷政治斗争中的致命伤，为顺宗的被迫退位及东宫集团的失败准备了条件。

首先，是顺宗的中风后遗症十分严重，始终未能恢复语言功能，只能偶尔在御殿接见群臣，但群臣只能远远瞻望，就连宰相们也不能与顺宗当面奏对。

顺宗病情既如此严重，这就不仅使他无法亲自决策，使东宫集团失去最有力的支持，而且使许多徘徊在支持革新与反对革新边缘上的高级官吏，也都持旁观等待的态度，如宰相高郢一直是“因循竟无所发，以至于罢（相）。”

宰相贾耽和杜佑则是老谋深算，明哲保身，默认实权在王叔文和韦执谊手中，乐得借此推卸责任。

更为严重的是：

由于顺宗不能讲话，行动也不便，他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妃嫔来转达，就连王伾、王叔文等东宫集团的主要成员也不能见到顺宗，实际上造成了顺宗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制造了条件。

其次，东宫集团的许多成员在开始当权后，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缺点。

王叔文、王伾等人，没有能看到由于顺宗的病情严重，对他们的支持是有限的，甚至可能随时发生皇位的再次更迭，导致政治局面的完全逆转，而盲目骄傲自大，个别人甚至接受贿赂，为人求官，因而被反对派抓到攻击的口实。

如王伾夫妇在金银柜上睡觉之类，如柳宗元、刘禹锡均曾任监察御史，与当时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因此把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的闲官。

王叔文有一次到政事堂去找韦执谊议事，正好是宰相们进餐的时间。

按唐代传统，宰相进餐时，其它官吏都不能进见。

王叔文让政事堂值班吏前去通报，值班吏把惯例告诉他，王叔文很不高兴，值班吏只好进入餐室通报。

韦执谊觉得脸面上很难堪，面红耳赤，犹豫再三，还是放下饭碗去迎接王叔文，在外阁久久商谈。

当时在饭桌上的杜佑、高郢、郑珣瑜三位宰相都停下筷子，等韦执谊回来。

隔一会儿，值班吏来报告说：“王叔文要吃饭，韦相公已经请他一起在阁中进餐了。”

杜佑和高郢心里虽然不高兴，畏惧王叔文和韦执谊，没有作声。

而郑珣瑜却独自叹息说：“我怎么还能照这样当宰相呢！”

于是不再吃饭，让左右侍从备马，立即回家，拒绝再到政事堂参加宰相会议。

由于王叔文对其它宰相的不尊重，使原来站在中间立场上的郑珣瑜等人也转到反对派方面。不注意争取处于中间派人物的支持和理解，这不能不说是王叔文等人的一大失策。

再次，由于顺宗依赖的东宫集团中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始终受到在朝官中的门阀科举出身人物的排斥。

王叔文和王伾出身寒门，一因棋艺，一因书法，得以在东宫侍奉太子李诵，获得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机遇。

其它东宫集团成员如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等，均非当时正途出身，骤受重用，受到守旧朝官的歧视。

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为进士出身，程异为明经出身本为正途，但因参加东宫集团而升迁，也受到其它朝官嫉恨。

当时刚从贬所召回长安的尚书左丞韩皋，“自以前辈旧人，累更重任，颇以简倨自高，嫉叔文之党，谓人曰：吾不能事新贵。”

侍御史窦群去拜访王叔文，对他说：“事情的变化真令人预料不到。”

叔文问是何意，窦群回答说：

“去年李实估恩挟贵，气盖一时。当时的你，还徘徊在路边看热闹，不过是一个江南的小吏。现在你也身居要职了，不知能否预料到现在在路旁看热闹的人当中，有没有如像当年的你这样人物呢！”

韩皋和窦群敢于公开辱骂王叔文等人，自然是代表了门阀科举出身官僚的意见。

最后，随着东宫集团的上台执政，他们的内部开始出现矛盾。

这主要是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的矛盾。

韦执谊因王叔文的推荐，得到顺宗的信任当上宰相。

任相之初，与王叔文互相配合，推行革新政治。但随着反对派压力的加强，韦执谊开始想走中间路线，要与东宫集团拉开距离，在许多事的处理意见上，反对王叔文的意见。

他曾私下派人向王叔文辩解说：

“我不是要背弃从前的约定，与你的意见相左，而是想更妥善地成就国家的大事。”

韦执宜态度的变化，使王叔文非常愤怒。其中最重要的意见对立，是六月间发生的羊士谔事件。

羊士谔是宣歙观察使的巡官，因公事到长安，正遇东宫集团上台。

羊士谔对东宫集团不满，在公开场合指责王叔文专权乱政。王叔文知道后，十分愤怒，让人逮捕羊士谔，并准备以顺宗下诏的方式把他斩首。

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又让用杖打死，韦执谊仍不同意。最后只好把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王叔文对韦执谊的公开反对非常愤怒，诟骂韦执谊，东宫集团内部的裂痕扩大了。

3、册立太子的较量

在东宫集团暴露出自己弱点的同时，反对派的势力也开始逐渐结合起来。

其主要人物是掌握传达诏令大权的宦官首领俱文珍，翰林学士郑和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

俱文珍，后改名刘贞亮，是德宗末年的宦官首领。他在德宗去世时，谋立舒王李谊未成，失去了拥立的机会。

顺宗登位后，信用原东宫的亲信宦官李忠言，俱文珍更感到自己的权位受到威胁，对顺宗很不满意，对东宫集团更是满怀敌意。

当时每当李忠言传达顺宗的诏令，其它宦官都不敢提出意见，唯独俱文珍经常发表不同的看法，公开与顺宗对立。

但俱文珍由于掌握禁军，有恃无恐，加以顺宗病情严重，未对他采取行动，俱文珍长期在宫廷内任职，善于分析政治要害，他联合其他同样对顺宗和东宫集团不满的宦官头子刘光琦、薛文珍等人，策划了一个极为恶毒的阴谋：立顺宗的长子李纯为皇太子。

顺宗共有二十七个儿子，李纯是长子，生于大历十三年(778年)，这时已有二十七岁。

在德宗贞元四年(788年)，李纯十岁时，被封为广陵王。

他的母亲王良娣，生下他及顺宗的第十五子李绾两人，其余均是同父异母的弟弟，直到他的父亲即位后两月，还未封王。

顺宗即位后不愿意早立太子，以免出现另一个权力中心，而东宫集团因为要依靠顺宗进行革新和巩固自己的地位，也不愿册立皇太子。

俱文珍等宦官则打算拥立李纯为皇太子，是一个一箭双雕的谋略：

一方面趁顺宗重病之机，另立一个权力中心，并进一步创造让李纯登上皇位的条件。再一方面，在李纯与王叔文等人之间制造矛盾，暗伏下将来对付东宫集团的杀机。

这个政治阴谋的策划，既是利用宦官手中掌握的权力与朝官中反对派势力的支持，也是利用了顺宗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

三月下旬，俱文珍假借顺宗的名义，把翰林学士郑、卫次公、李程、王涯召入大明宫金銮殿，起草册立太子的诏令。

由于李忠言和牛昭容也都反对立李纯为太子，俱文珍授意郑在纸上写下“立嫡以长”四字，呈给顺宗看阅，顺宗点头同意，于是郑等据此草拟了册立太子的诏书。

三月二十四日，册立李纯为皇太子的诏书颁布。郑为李纯立下大功，九个月后，已经登位为皇帝的李纯，任命他为宰相。

四月三日，顺宗下诏封他的弟弟李谔、李，以及次子李经以下的二十一个儿子为王。

四月六日，顺宗在宣政殿正式举行册立李纯为皇太子的仪式。

反对派的官员兴高采烈，而王叔文已经意识到前途的险恶，面有忧色，长吟杜甫的《蜀相》诗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吟罢，唏嘘泪下。

4、韦皋的条件

另一位重要的反对派人物，是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

韦皋认为自己是朝廷重臣镇守蜀中，想趁东宫集团的困境，为自己获取利益。他派人出使长安，私下去拜访王叔文说：

“太尉（韦皋官职）派我致以诚意于足下；如果能让太尉兼辖剑南三川，太尉必定会全力相助你；如果拒绝这个请求，太尉也必定会有相应的回报。”

剑南三川指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及山南西道，包括今天的整个四川盆地和汉中地区。

如果让韦皋兼管剑南三川，实际上是他获得一个对唐王朝至关重要的战略地区，使蜀中出现新的割据势力。

王叔文当然知道，如果对韦皋让步，可以获得藩镇的有力外援，或许可以与宦官对抗，但革新政治、削平藩镇的理想也就毁于一旦。

因此，王叔文断然拒绝了韦皋的威胁，但韦执谊又坚决反对，韦皋知道无法再打动王叔文，又得知朝廷中有反对王叔文的势力，宰相韦执谊也与王叔文有矛盾，于是公开站在反对派一方，在四月十四日上表顺宗，请皇太子监国。

韦皋同时又写信给太子李纯，信中说：

“叔文奸佞之徒，侮弄朝政，恣其胸臆，坐致倾危。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群小，委任贤良。”

韦皋公然站出来反对顺宗东宫集团，并要求顺宗让位，而太子李纯对韦皋来信居然“优令答之”，显示李纯对他的父亲不满，实际上已经站在反对派一边。

反对派势力大受鼓励，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监国和罢免王叔文等人。

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官僚和地方藩镇势力开始结合起来，对顺宗和其东官集团施加更大的压力。

宰相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拒绝处理政事，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杜黄裳，刚因女婿执政而升官，也劝韦执谊率百官请皇太子监国。

加上顺宗东宫集团的分裂，王叔文与顺宗的处境更困难了。

5、夺取宦官兵权的失败

但是，顺宗与其东宫集团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中韩泰等商议，决定最后一搏，采取直指反对势力要害的行动：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

五月三日，顺宗颁布诏令，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

两天以后，又任命韩泰为范希朝的行军司马。

范希朝，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县）人。在德宗时期开始在军队中崭露头角。他初为邠宁节度使韩游瓌（guī）的部下，以后在奉天保卫战中立功，逐渐升迁为振武节度使。

这是一个汉族与党项、室韦族杂居的北方边境地区，少数族经常劫掠居民财物，人心惶恐。

范希朝就任后，一方面在边境要害地区设置屯保，严密巡逻，对抢掠者杀无赦，使社会安定下来；另一方面他不接受少数族首领赠送的骆驼骏马等礼物，保持廉洁。

这样保持北方边境的安宁十多年，当时人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就如同汉代的名将赵充国，是当世良将。

范希朝在贞元末年入朝，德宗任命他为右金吾大将军。由于范希朝是当朝良将，忠于朝廷，且与禁军有联系，容易得到禁军的拥护，因此，王叔文计划让范希朝接掌神策军指挥权，而行军司马韩泰则协助控制禁军。

唐的中央禁军从兴元元年(784年)由德宗交由宦官统率，已有二十一年，宦官兵权已根深蒂固，难以动摇。

要夺回兵权，确是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行动。

诏令颁布后，范希朝与韩泰即前往奉天（今陕西乾县)上任。最初，宦官还没有意识到范希朝上任是夺取兵权，等到驻守关中西部的神策军各都将领，都纷纷派使者向原来的上司神策中尉进状，表示辞别，并且说今后将属于范希朝指挥，宦官们这才醒悟过来，兵权已为王叔文所夺。

这一下，引起了宦官的强烈反应。

他们商议说：“如果让王叔文的谋划得逞，那我们将要死在他的手上了！”

于是密令使者们转告将领们说：“不要听从范希朝指挥！”

神策军诸将知道顺宗病重，王叔文地位不稳，也都乐得观望。

范希朝与韩泰到奉天后，属下将领没有一个前来报到。

韩泰驰马回到长安，把这一情况向王叔文报告。叔文面对宦官对兵权的严密控制也束手无策，只好仰天叹急。

这样，夺取宦官兵权的计划也失败了。

6、反对集团的报复

俱文珍等宦官随即对王叔文进行报复。

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顺宗名义下诏，免除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务，只保留他的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这对于王叔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他对人说：“我每天都要到翰林院商量公事，如果没有翰林学士的职务，怎么还能进入翰林院议政呢！”

王伾听说后，立即上书顺宗，请求保留王叔文的职务，但俱文珍等宦官拒绝了。

王伾再次上书，俱文珍等认为当时东宫集团还有一定势力，加以怕顺宗知道，才勉强同意王叔文今后可以每三五天到翰林院一次，但仍削去翰林学士的官职。

王叔文失去输林学士的职务，也就失去了进入宫内与顺宗见面参预决策的资格，而仅仅成为一个负责财政的官员。

俱文珍等宦官，正是这样向东宫集团的致命处发起攻击。

到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的六月中旬，政治形势对东宫集团已经非常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王叔文仍利用主管财政的职权，经顺宗同意，把贞元二十年(804年)十月以前，百姓积欠皇室庄宅使的各种高利贷利息、租赋、粮食、绢帛等共五十二万六千余贯，全部予以免除。

这可能是顺宗和东宫集团对百姓所能做的最后一件好事。

7、突然降临的打击——丁忧

因为正在这时，一个新的打击又降临到王叔文头上：

他的母亲患了重病。

按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吏的父母去世，官吏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

除非有皇帝的特别诏命，才能留职，称为夺情。

如果王叔文的母亲去世，他也必须辞去一切职务回家服丧，这对于东宫集团来说，等于失去了领导人。

由于顺宗与王叔文等人的联系已被俱文珍等宦官控制，王叔文十分焦急，在母亲病危的迫不得已之际，他只好出了一个下策，向他的政治对手让步，以保留自己的职务。

六月十九日，他在翰林院盛设酒宴，请翰林院诸学士及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会饮。

席间，王叔文起立举杯，对大家说：

“叔文母亲患病，因为自己身任国事的缘故，不能亲奉医药，现在将要请假归侍。我近来竭尽心力，不避危难，都是为了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一旦离职辞归，百谤交至，在座诸君谁愿意以一言相助于我呢？希望你们能宽宏大量，理解我的心情。”

但是，在座的翰林学士中，郑、卫次公、李程、王涯等，或已投入反对派，或者不愿卷入政治漩涡，对王叔文的话默不作声，王伾、凌准孤掌难鸣。

宦官李忠言虽为顺宗亲信，但在俱文珍等人的挟制下，不敢讲话。只有俱文珍冷笑着一边听王叔文陈辞，一边插话讽刺驳斥他。

王叔文见最后的恳求也不能见效，只好不再多说，把酒杯斟满，劝大家喝酒，翰林院酒宴在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

第二天，王叔文的母亲去世使得叔文被迫辞职回家服丧。

8、永贞革新的失败

王叔文的去位，对于东宫集团是致命的打击，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

韦执谊眼见大势已去，更不听从王叔文的话，想从东宫集团中脱身，以保持自己的名位。

王伾为了让王叔文重新出山，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杜佑，请求任命王叔文为宰相，并且总领北军。

但王伾未免在政治上过于天真，宦官和保守派是决不会容忍王叔文重新掌权的。

王伾的请求被拒绝，又再次请求任命王叔文为宰相兼威远军使。

威远军是唐肃宗时设立的南衙禁军中的一支，唐德宗时，贾耽虽以鸿胪卿兼威远军使，不过威远军的兵力很少，远远不能和神策军相比。

王伾的请求再次受到拒绝，王伾也心灰意冷。那一天，王伾在翰林院连续三次上书，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他决定当晚住宿在翰林院等候。到半夜，也许是精神压力太大，王伾突然叫道：“我中风了！”第二天，他命人把自己抬回家，从此不能再出门。

王叔文、王伾相继离开政坛，使东宫集团陷于土崩瓦解。

七月二十二日，东宫集团在中央任职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陈谏，也被外放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少尹。陈谏当时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王叔文因母丧去职后，宰相杜佑亲自掌管财政。

陈谏请求杜佑召回王叔文，杜佑很不高兴地回答说：“难道我这个度支盐铁使还不能处理财政吗？”

他知道陈谏是东宫集团的成员，于是借机把陈谏逐出朝廷去当外官。

东宫集团的失败，也注定了顺宗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断绝顺宗与外界联系，不断逼迫顺宗同意让皇太子监国。顺宗现在的一切行动都已在俱文珍等人的控制之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迫同意了让皇太子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皇太子监国的诏书正式公布。这一天，离顺宗登上皇位，仅仅只有六个月零二天。

五天以后，即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四日，顺宗下诏宣布退位，令皇太子即皇帝位，顺宗改称太上皇，退居于长安兴庆宫。

八月九日，太子李纯在长安大明宫直政殿正式登上皇位。

一个经历了父子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终于拉下了历史的帷幕。

也许是为了在历史上多少留下一点自己的痕迹，顺宗在退位后的第二天，即八月五日，在兴庆宫下诰，把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

顺宗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拥有自己年号的皇帝，这件事本身也许就是对这个时代的最好历史注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