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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桓公薨逝、齐国诸公子为争夺国君之位而相互争斗、攻伐,齐国国内局势动荡混乱的这段时间里,原本从属于齐国的中原诸侯联盟成员们也开始各怀心思,筹划着自己国家将来的政治走向。
而除了那个一门心思想要继承齐桓公所留下的霸业,积极出兵干预齐国内乱,图谋以此谋取争霸资本、扩张宋国影响力的宋襄公之外,一贯‘风吹两边倒、齐强附齐,楚强依楚’的郑国国君郑文公,见齐桓公薨逝、齐国的霸业已显露衰退之势,于是立即改换门庭,重新向南方大国——楚国示好,再一次‘改抱大腿’、改换‘大哥’。
周襄王十年(前642年),郑文公主动前往郢都(湖北荆州纪南城)朝拜楚成王,一来向楚国表达示好之意,二来也向楚国提出联姻请求,请楚国将王室(其实是公室、不过楚国已经自称为王,所以郑文公也就拍马屁叫‘王室’了)宗女嫁给自己。
(此时,郑文公的正妻陈妫已经去世,宠姬燕姞估计也不在世了);而楚成王对于郑文公的主动归附之举很是满意,觉得郑国如此识相,那么自己自然要加以厚待,将郑国重新拉到楚国的势力范围内来。
于是,楚成王亲自主持仪式,将自己的亲妹妹芈氏嫁给了已经年纪一大把的郑文公(这一年,郑文公都继位三十年了,年纪起码在四十多岁以上,儿子都生了一堆),并在郢都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完成朝拜(归附)行动、并举行了联姻之礼后,郑文公带着新婚的妻子芈氏告别楚成王,返回了郑国;而为了表示楚、郑两国之间联盟亲密而友好的关系,楚成王特地将楚国的珍贵特产——产自铜绿山(湖北大冶)的黄铜(当时叫‘赤金’)给妹夫郑文公送了‘一千金’(约合如今的二百五十公斤)。
不过,楚成王还是留了个心眼,在赠送给郑文公这么多‘赤金’(黄铜)后,担心郑国会拿着这些堪称重要战略物资的精铜去打造戈矛、箭矢,万一将来楚、郑再次翻脸,郑国拿着这些楚国赠送的铜制作的兵器来打楚国的话,那可就尴尬了。因此,楚成王特地与郑文公盟誓:
“赠尔郑金,无以铸兵!”(送给你们郑国的精铜,不能拿来制造兵器啊)。
郑文公当然明白楚成王要如此盟誓的意思,以及背后的担心原因;为了让姻亲大舅哥放心,郑文公当即同意盟誓,并在携带‘千金’回国后,就命郑国工匠将这些楚国精铜给铸成了三口铜钟,以安楚成王之心。
(多解释一下:春秋时期的铜器,无论是礼器还是兵器,都是黄灿灿、亮闪闪的黄铜,起码也是合金铜;而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青铜’,其实是黄铜器物因年代久远而生出了铜锈,所以才呈现出青色;要是当时拿一个有青色铜锈的礼器,比如簋、鼎、罍、鬲、卣等容器来给诸侯国君们饮宴使用,那负责此事的‘膳夫、庖人’们大概就可以办理后事了)。
回到之前的话题——齐桓公薨逝后,宋襄公依靠齐桓公在世时‘委托看顾太子昭’的嘱咐,自认为自己就是齐桓公霸业的天然继承人;随后,宋襄公凭借着宋国在当时的中原诸侯中相对还算强盛的实力,联合其他小国(曹、卫、邾)出兵,将被齐中废公(公子无亏)以及四公子势力先后两次驱逐出国、流亡至宋国求援的齐太子昭两次送回国内,最终成功地平定了齐国的内乱,扶持太子昭继位(齐孝公)。
安定了齐国、又平定齐国诸公子内乱之后,宋襄公以此‘功绩’,在中原诸侯联盟中多少积累了一些名望、威势,也有了部分‘争霸’的资本;于是,宋襄公便想趁热打铁、组织中原诸侯继续展开会盟,确立自己‘继齐桓公之后’的‘诸侯盟主’地位。
宋襄公,名兹甫(兹父),是宋桓公的嫡长子,按周礼宗法制度,很早就被宋桓公立为宋太子;而宋桓公的庶长子目夷(字子鱼)自幼聪明伶俐、仁德宽厚,很得宋桓公的喜爱,于是宋桓公在晚年时想要改立目夷为宋太子(春秋时期,这种事情太多了,由此造成的父子失和、兄弟反目情况比比皆是,比如郑庄公和共叔段兄弟,又或者齐桓公的那几个儿子)。
但让宋桓公想不到的是,目夷和兹甫这两个儿子知道自己想要改易储位的想法后,却先后向自己进谏——太子兹甫先对宋桓公说:
“兄长目夷比我年纪要大,也确实比我有能耐,为人仁厚而友爱,可以更好地治理宋国,请父亲立他为太子,我以后辅佐他就行了。”
兹甫的话,正合宋桓公的心意,于是宋桓公准备同意其所请,改立目夷为太子。
不过,庶长子目夷随后也向宋桓公进言:
“立我为太子,这是不合礼法的,请父亲一定不要这么做;太子能够把国家辞让给他人,还有比这种事情更大的仁爱吗,我不如太子;假如您决心要这样做的话(指改立太子),那我只好离开宋国,避免因为我的原因而给宋国引来祸端。”
宋桓公对目夷的话不以为然,认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也许是在成为太子前所必须显示的‘谦虚、推辞’象征性举动,因此还是按照原计划准备立目夷为太子。但目夷说到做到,见父亲真的要改立自己为太子,当立离开了宋国,躲到卫国去了,宋桓公的改立太子计划到底没能完成。
周襄王元年(前651年),宋桓公薨逝,太子兹甫继位,即宋襄公;因为庶兄目夷仁厚而友爱,所以宋襄公继位后,便将目夷从卫国请回来,并让他担任宋国左师(后来又改任司马);因为目夷字‘子鱼’,所以他的子孙后代就以‘鱼’为新的氏名。目夷,也是宋国鱼氏的始祖。
在顺利地完成‘安定齐国’的第一步‘制霸’目标后,宋襄公信心爆棚,决心继续效法齐桓公会合诸侯的举动,以确立自己的‘继任霸主’身份(宋襄公对齐桓公还是很尊敬,一直将齐桓公当做自己的前辈和老师)。
周襄王十一年(前641年)春,宋襄公出面邀请曹、邾、滕、鄫四国参与自己主持的会盟,地点定在曹南(曹国以南、地点不详)。这四个受邀的国家都是小国,宋襄公邀请他们的目的是对自己的号召力做一个测试,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像齐桓公一样,让诸侯盟友们俯首听从(先邀请小国,以便顺利地展开会盟)。
然而,宋襄公第一次以‘盟主’的身份召开会盟,就出现了他不愿意看见的意外:即使事先已经做好计划、邀请前来会盟的都是自认为好摆布的小国,可居然还有国家不听号令,把宋襄公的邀请(其实是号令)当做了耳边风——滕国国君滕宣公收到了宋襄公的邀请会盟信后,没有任何反应,将其置之一旁,根本不予理睬。
所以,当宋襄公在曹南按原计划召开盟会时,不但滕宣公自己没有出席会盟,腾国也没有派其他人代国君前来赴会。宋襄公的脸面,被腾国打得啪啪响。
受到腾国公然打脸的宋襄公,即使再标榜自己‘仁义、宽厚、行仁政’的行事作风,对腾宣公如此的慢待和蔑视举动也不能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要是忍了,以后宋国别说‘继承霸业’,就是和中原诸侯盟国的正常交往,恐怕都要重重受挫)。
于是,恼羞成怒的宋襄公不顾曹南之会还在召开期间,立即派出军,队赶赴腾国,一举攻破滕都,将滕宣公活捉,然后带到曹南会盟的现场;宋襄公亲自出面痛斥了滕宣公‘不敬盟友、礼绝诸侯’的恶劣行为,把他送到宋国国都商丘(河南商丘睢阳区)软禁;不过,宋襄公没有直接灭腾,而是改立腾国公室‘郑’为新一任腾侯,即腾孝公(以效法齐桓公‘存亡继绝’之举)。
处置了‘冒犯’自己的腾宣公以后,宋襄公压下怒气,继续在曹南与曹国、邾国、鄫国举行会盟;但会盟进行中时,鄫国国君又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再次让宋襄公大发雷霆(有可能是参与会盟迟到了)。
因此,宋襄公命邾国国君邾文公逮捕了鄫国国君——‘鄫子’,要将其以‘牺牲’(就是献祭的祭品)的名义活祭睢水之神,并以此来震慑那些轻视中原诸侯的东夷各小国(鄫国是夏后少康次子曲烈的封国,非姬姓国)。
宋国,是商朝后裔;当初周武王灭商时,帝辛(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投降武王,被封在了商丘,建立宋国,成为周室的‘二王三恪’之一;宋国与周王室之间并非君臣之礼,而是‘宾客之礼’,也就是说宋国是周王室的客人,不是臣子。
宋国的这种待遇,在整个周代诸侯中,也只有杞(夏禹后裔)、陈(虞舜后裔),唐(唐尧后裔)等少数国家能够和宋国一起享受,宋国国君,也是周王室分封五等爵位的最高等级——公爵(陈国后来降为侯爵、杞国降为伯爵)。
宋国虽然是由微子启开国,但之后的历代宋公,都是微子启之弟微仲的后代(包括微仲本人,他也是宋国第二代宋公);因此,宋国保留了大量的商代生活习俗,而商代崇敬鬼神、用活人来祭祀神灵的风俗,也被宋国所继承。
宋国虽然是商人后裔,但经过数百年‘周室宾客’身份的繁衍发展,遵循周礼、交聘中原诸侯,早就自认为是‘诸夏’中的一员,也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者;而此次被宋襄公所处置、惩罚的滕、鄫两国,都属于东夷部落成员后裔(其实商朝也是东夷人所建立,不过现在的宋国早就不认为自己还是东夷了),并不是“诸夏”的成员。
而根据周礼中的制度,中原诸侯认为四方戎、狄、蛮、夷所建立的国家(或者部落)都是未经周礼教导的半开化野蛮人(比如南方那个让人又恨又怕的楚国),不会以‘诸夏’内部的礼仪、规矩来平等对待他们。
所以,宋襄公以祖先‘活祭神灵’的风俗来处置犯了事的东夷国家鄫国的国君鄫子,勉强也说得过去(要是邾国或者曹国国君犯了同样的事,宋襄公绝对会以另外的方式来对待,即使是施加处罚,那也不会将其逮捕而‘献祭’)。
虽然宋襄公要以鄫子活祭睢水之神,以此来震慑那些东夷小国的做法,大致上还是维护宋国的权威、达到‘争霸’的目的,不算‘暴虐’,可已经改任宋国司马的宋襄公庶兄、宋国贤臣目夷却觉得这么做还是不妥,有可能损害宋国在诸侯中本来就不是很稳固的权威、以及会合诸侯行动的正义性,于是出面劝阻宋襄公说:
“上古时候(指周武王代商以来),国家举行祭祀活动时,所用的牲畜都是有严格的规制,六畜之间不能相互代替,小规模的祭祀也不能用大的牲畜;就连牲畜都不能滥用于祭祀活动,更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呢?我们之所以举行祭礼来敬祀神明,为的是祈求神明给予我们以庇护,为的是在世的人。百姓人民,才是神明的主人,如果杀活人来献祭神明,哪个神明敢享用这样的祭品呢?
当年,(诸侯霸主)齐桓公帮助恢复了三个将要灭亡的国家(指立僖公以存鲁、筑夷仪以存邢,建楚丘以存卫),诸侯们因此而臣服齐桓公,齐国霸业也得以成功。但即使取得了如此大的功业,后世还有人认为齐桓公的德行寡薄、不符合道义。如今,我们刚刚才召开第一次会盟,就侵害了两位国君(废腾宣公、杀鄫子),还要以此去祭祀邪恶昏乱、不知所谓的鬼神,想凭借这种手段让诸侯敬畏臣服,来达成宋国称霸的目的,我私下估计,恐怕难以实现,将来能得善终,就算是好结局了!”
目夷的话十分中肯,给宋襄公的劝告也非常有道理,但宋襄公急于继承齐桓公所遗下的‘霸主’的名号,并尽快树立起自己在诸侯中的威信,所以没有听从目夷的劝谏,还是一意孤行,把鄫子绑赴‘次睢之社’(山东临沂东北、用于祭祀睢水的神社),当做献给‘睢水之神’的祭品,抬上祭台给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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