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老人起诉六旬子女 “老养老”如何解？

本文转自：西宁晚报

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赡养纠纷中，原告是93岁的钱阿婆，被告则是她的三个子女，也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

重阳节到来前夕，静安法院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该院2016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审理的112件赡养民事纠纷案件中，原告年龄为60岁以下的案件为7件，原告年龄为60岁—69岁的案件为20件，原告年龄为70岁—79岁的案件为27件，原告年龄为80岁—89岁的案件为38件，原告年龄为90岁以上的案件为20件，年龄最大的原告为101岁。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涉诉主体高龄化趋势明显，原告年龄在80岁以上的案件超过五成，9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涉案量与60岁—69岁的低龄老人涉案量相当。进一步剖析就会发现，这些案件的背后是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子女为何不愿支付父母的赡养费？都市“打工人”越发忙碌的当下，老人的精神需求如何满足？随着人均寿命提高，“老养老”现象将愈加普遍，我们该如何应对？

处置财产时偏心

老人使自己陷困境

老人选择到法院打官司，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求子女支付，或支付更多赡养费。尤其是随着年岁增长，老人基础性疾病增多，医疗费、护理费等各类看病就医的必要开销较大，他们除养老金、退休工资、政府补贴或者社保之外往往无法获得其他收入，一旦产生额外开销就只能向子女开口，协商不成，只能诉至法院。

不过，在静安法院看来，在105起涉老赡养纠纷中，原被告双方除了赡养费是否给付或者给付数额多少意见不一之外，往往还存在着更深的矛盾，比如多个子女之间平时就存在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形成通常并非一事之过。

2021年，82岁的程阿婆将老房征收补偿款中的一半多给了小儿子，200多万元给了大儿子，两个女儿各分50多万元，想着轮流在四个子女家中居住养老。但程阿婆在大儿子和一个女儿家轮流居住两个月后，便因生活细节与子女家庭产生矛盾，无奈之下从2021年开始住在小儿子家。然而，因为经济纠纷，小儿子的房屋被拍卖，背负外债，现与程阿婆在外租房居住，亦无力承担租金。大儿子和两个女儿表示程阿婆一直私自贴补小儿子，拒绝承担赡养责任。程阿婆对当初分配动迁款一事十分后悔，希望子女能念在拿到动迁款的份上支付赡养费且常看望自己。

本案经调解，最终形成的调解方案为：各子女均给付程阿婆赡养费每月800元。调解后，法院仍持续监督子女赡养费的履行，并指导子女经常看望程阿婆，合力营造良好和谐的家庭氛围。

静安法院指出，本案系因老龄父母提前处置大额财产分给子女造成无力养老的典型案例。实践中，很多老人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想提前将财产处置分配给各子女，但没有订立书面协议，造成日后因家庭矛盾等问题自己没有经济能力养老的困境。或因财产分配在各子女之间不均衡，或因父母对各子女关系亲疏远近等均容易产生家庭矛盾，既存在于父母子女之间，亦存在于兄弟姐妹之间，矛盾纠葛日积月累，容易造成难以化解的赡养纠纷。法院仔细查明双方矛盾根源，并使母亲意识到“未能一碗水端平”给子女间造成的矛盾，同时细查了各子女实际经济状况，让子女放下恩怨，实际解决程阿婆困难。

“老养老”矛盾多

调解强调力所能及

钱阿婆遇到的则是一起典型的“老养老”纠纷。

在静安法院审理的全部112起赡养纠纷案件中，被告年龄在60岁以上的案件为39件，占比超30%。和一般的赡养纠纷相比，由于这些案件中的被告也是老年人，自己往往面临着看病、子女无力赡养、需要照管孙辈等问题，有些甚至需要他人照顾日常生活。面对“老养老”矛盾，法院在审理时必须更加注重如何平衡各方利益诉求。

钱阿婆育有4个子女，其中一人已过世，另二子一女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当初老房动迁后，钱阿婆将分得的8.8万元给小儿子用于购新房，并约定由小儿子负责她今后一切费用。此后，钱阿婆一直住在小儿子家，后因家庭矛盾于2022年入住护理院，因此产生每月7000元的费用，而钱阿婆退休金每月约5000元。

因此，钱阿婆起诉至法院要求各子女支付赡养费。二儿子和女儿因为小儿子拿了钱、自身能力不足等原因不愿支付。钱阿婆亦对法官表示，希望子女给自己养老的同时，不想给子女带来麻烦。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庭达成协议：小儿子给付钱阿婆赡养费每月900元，二儿子和女儿给付钱阿婆赡养费每月500元，各方对这个结果均表示满意。

“我们审理的案件中，有的赡养义务人已经70多岁了，自身也患有基础性疾病，对于被赡养人提出的种种赡养诉求，赡养义务人无论从主观或客观上均存在履行困难。”静安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姚轶捷说。

事实上，在静安法院审理的涉老赡养纠纷案件中，原告仅仅诉请被告支付赡养费的案件占比并不大，往往将医药费、护理费、房屋租赁费等计入开销来计算赡养费诉请的数额，这也导致有时诉请标的额和结案标的额之间差距很大。

“法院审理时会以满足被赡养人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为前提，但不会苛责赡养义务人一定要满足对方提出的全部要求，而是着重强调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赡养义务。”姚轶捷说，法院主要从其收入、家庭负担能力、经济条件等方面综合酌定。比如，一起案件中，经济条件好的子女就多出点钱，条件一般的可以用劳务代替，平时多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等。

随着上海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养老”现象将更加普遍，如何应对这个新问题，仍需全社会共同给出解答。本报综合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