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印记

本文转自：新华日报

父亲的印记

李道松

回老家看望母亲，顺便帮母亲充煤气。拎着煤气罐爬楼，楼梯口一块瓷砖上的缺口，特别刺眼。

几年前，父亲大手术后回家，身体虚弱，我对他说，以后充煤气之类的活就不要干了，我出钱请人上门服务。可是父亲还是坚持自己骑三轮车到镇上充气，回来之后，一人将煤气罐往半地下室的厨房拎去。毕竟是大病一场的人，体力不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天，煤气罐最终荡秋千般地磕坏了楼梯口的瓷砖。父亲留下的这个印记，成了我心头永远无法抹去的痛。

在父亲七十三年的人生岁月里，留下了太多有形无形的印记。他四岁、十四岁时，我的爷爷奶奶先后去世，父亲很早就成为了干活的把式。他个子高，身大力不亏，练就了他后来帮助村里人、养活一家人的本钱。

大集体时，生产队队长负责指挥，会计管账，副队长就是出力吃苦。用母亲的话说，苦事全由作为副队长的父亲包了。有一次，父亲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一个人用板车拖着生产队的几百斤棉花籽到扬州榨油，这是队上老老小小的口粮油。父亲在坎坷的石子路上艰难地拖车，路上连个搭手说说话的伴儿都没有，拖了将近一整夜，才赶到扬州城，次日深夜才到家。母亲看到父亲平安归来，开心地迎上去，却莫名其妙被发了火。这一来一去的累和苦，憋出一肚子气，母亲也理解，默默地进厨房端饭——人毕竟不是铁打的啊。

有一户村邻家，菜园、自留地种了不少辣椒，磨制成辣椒卤，请父亲帮着用板车拖到南京去卖。那天，父亲和村邻吃了几个汤圆，天没亮就从乡下出发，一路“铁脚板当家”。货虽不重，但路途远，他们直到深夜才到南京城。他们用两天时间卖完辣椒卤，第三天天未亮，从南京往回赶，到家时又是深夜。我无法想像当年他们是如何完成那次“小长征”的。要是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一定是一条爬雪山、过草地的好汉。

父亲虽人高马大，却心细如针。当年，一位陈姓知青带着妻儿下放到我们生产队，这位知青个头很小，比他老婆还矮许多，村里人嘲笑他喊他“陈矮子”。父亲从小遭遇过不少白眼，他没有瞧不起这位知青，总是亲切地喊他的名字。陈知青刚来队里落户时，一家人没地方住，他也没什么力气，父亲起早贪黑帮他家挑泥打墙建房。知青安顿下来后，父亲又长年累月帮他家去庄上的水塘挑生活用水，去五六里外的碾米坊碾米，一百多斤的担子，一去一回十多里路。知青有时过意不去，留父亲吃个便饭、喝点小酒，父亲也不拒绝。父亲说，别人家的饭可以不吃，但陈知青家的饭不能不吃，这是不把陈知青当外人——父亲用这样的方式维护着这位知青的尊严。

父亲当年专职分管棉花种植、收储和销售，还兼任粮食保管员、记账员、分粮员，掌管着生产队的粮食“印章”。担当此任的人，必须具有无私、公平、正直的品质。生产队的稻麦归仓后，父亲用一个镂空木刻的粮食印章，在稻堆或麦堆上盖上密密麻麻的印记。这个印记神圣、权威。分粮时，父亲是理所当然的司秤，心里保持着秤一样的公平；然而，对陈知青等困难户，父亲在秤上又会倾斜一点。我家在生产队也是贫困户，但父亲从来没有在秤上向自家倾斜一丝一毫。生产队棉花在库房堆至屋顶，母亲给我和姐姐做的两双棉鞋，还是向二舅母要的零星棉花。

父亲没有单人照，但在一张合影上，留下了他慈祥、温暖甚至有些孩子气的笑容。我曾经想带父亲去照相馆好好拍张照片，又担心其中隐藏着不吉利的暗示；尤其是几年前父亲大手术之后，更不敢去想拍照的事了。父亲突然去世，我们只得从父亲去南京旅游时与家人的合影中，把父亲的形象单独剪出来，去照相馆放大，作为父亲遗像。照片上的父亲笑容灿烂，是那种完全放开的笑。如今，每次回老家，看到客厅里脸上洒满阳光的父亲的遗照，我就觉得父亲并未远去。

父亲去世后，我去镇上派出所给父亲办了去世证明、注销了身份证，但我把老家缴纳水电费的户头仍沿用父亲的户头，并捆绑到我手机的移动支付上。父亲的手机号，我也没舍得放弃，至今仍保留着。父亲去世前的一天，坐在床边突然拿起小镜子照，我笑问其照啥？他笑着说，掉了颗牙，我赶快跑去小心地捡拾起来。父亲的这颗牙，与他当年的记录本、已失效的身份证等遗物，一直珍藏在我的保险柜里。

父亲走了，但在我的生活中，处处留着父亲的印记。